2007年2月號.第15卷.第1期.總第85期    Bookmar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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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的後代--繼承父輩心志留守中國
 兒子儒與女婿合信

編者按: 馬禮遜有七個孩子,其中二人長大後繼其心志,以不同形式服事中國人。可見,上帝雖埋葬了祂的工人,但祂的工作仍在呼喚每一代信徒起來,承接前輩留下來的宣教棒子。以致二百年後的今天,馬禮遜在中國留下的福音火種,得以繼續在中國歷代點燃。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兩次婚姻中共有七個孩子。第一次為1809年在澳門與莫瑪莉(Mary Morton)結婚,育有長女瑞貝卡(Mary Rebecca Morrison)及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兩名子女。第一任妻子莫瑪莉於1821年病逝澳門後,馬禮遜於1824年11月在英國續弦,並與這第二任妻子伊麗莎(Eliza Armstrong)育有五個子女。

  長女瑞貝卡生於1812年7月,1847年時成為合信醫生(Benjamin Hobson,1816~1873)的續弦夫人;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生於1814年4月,死於1843年,未婚。在馬禮遜的後代中,兒子馬儒翰及女婿合信是比較著名,故本文就將重點放在他們二人身上。

馬禮遜之兒子馬儒翰
  馬儒翰的童年頗為坎坷,才十二、三歲已經有四次遠渡重洋的經驗。1814年生於澳門,才幾個月大就被健康惡化的母親帶回英國,五年多後再由母親帶來中國,然而母親卻在一年後因感染急症病逝於澳門。1822年初,未滿八歲的儒翰,隻身搭船前往英國寄養在父親友人家中,直到父親返英述職、續絃,1826年全家再度來華,這時儒翰剛滿十二歲。

  馬禮遜非常重視這一雙兒女的教育,在沉重的文字事工如譯聖經、編字典之餘,還親自為他們編寫讀物。例如,在1824年搭船回英述職的航程中,他完成了兩本著作。一是關於亡妻瑪莉的回憶錄,目的是留給姊弟倆作為紀念,盼望他們能仿效母親的敬虔與愛心。二是一本介紹中國的兒童讀物,藉著一位父親與一對兒女的十次談話,討論中國的歷史、宗教、圖書等十個主題。馬禮遜在船上完稿,當年就在英國出版。在這本書的序言中,馬禮遜特別向讀者說明,書中的一對兒女確有其人,而且都出生於中國,這顯然就是指著瑞貝卡與儒翰而言。在此書的結尾,父親期勉兒子努力成為瞭解中國的學者,這應該也就是馬禮遜對儒翰的人生規劃。這本書出版後銷路甚佳,在馬禮遜結束述職返回中國前就出了第二版,內容增加了一個附錄和一些圖片。

  馬禮遜除了親自督導儒翰學習中文外,也於1827年將他送到馬六甲的英華書院去上學,專習華文。在英華書院的三年多期間,儒翰不僅在中文方面大有進步,也對印刷產生興趣,後來成為活字印刷方面的專家,對文字事工有很大的貢獻。由於中文能力出類拔萃,儒翰才十八歲就應聘擔任美國外交使團的翻譯員,前往中南半島與安南、暹羅等國談判。馬禮遜起初對兒子接受此一職務雖不表贊同,但由於愛子心切,特地寫了五條「行事守則」給兒子參考,提醒他在與人相處、翻譯文件各方面應該注意的事項。其中第一條就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要用心祈禱上帝的幫助。」在信末,馬禮遜還叮囑快投入社會工作的兒子:「每日當在聖經上留下好記錄。每天當謹慎自省,不要等待明天。」這應該也是他自己多年來在中國帶職宣教的深刻體驗。

  馬禮遜父子情深,而儒翰的表現已經證明他在許多方面,不但能克紹箕裘,而且更是青出於藍。因此當1834年馬禮遜突染重病而彌留病榻之際,有儒翰日夜隨侍在側,心中一定得到很大的安慰。馬禮遜去世之年,馬儒翰年20歲,即獲英國商務監督委任繼任其父之職,為商務監督漢文正使兼翻譯,相當駐華副使,而且亦是香港第一任華民秘書,甚得重用。事實上,馬儒翰在鴉片戰爭(1839~42)之後談判、簽約的過程中,都證明他是最令清廷對手們敬畏的角色。

  他雖年輕,卻因為是馬禮遜的兒子,在宣教方面也居於領導群倫的地位,繼續幫助倫敦差會在廣州的教會工作,援助中國信徒脫離受逼迫的困境,以及帶領四人小組修譯馬米中文聖經譯本。可惜就在這個外交與宣教都面臨新局面的關鍵時刻,先後奪走雙親的急症,也突然將儒翰擊倒,於 1843年8月29日病逝於澳門,年僅29歲,令人感到無限惋惜。馬儒翰與父親馬禮遜及母親莫瑪莉同安葬於澳門基督教墳場。 


馬禮遜之女婿合信醫生
  合信醫生是倫敦會差派來華的宣教醫生,也是馬禮遜的女婿,但是兩人可能從來沒有見過面。因為1839年底合信初次到澳門時,馬禮遜已經離世五年多,而且這時候與合信結伴同行的,是他的元配珍妮(Jane Abbay)。六年後,因珍妮身體不適返英療養,結果於1845年在船隻駛近英國海岸之際,病逝於船上。合信在逗留英國期間,於1847年與馬禮遜的女兒瑞貝卡結婚,然後一起回到中國服事。

  合信畢業於倫敦大學醫學院,來華參與醫療宣教的20年,先後在澳門、香港、廣州、上海四個地方行醫傳道。其中以主持廣州惠愛醫館的時間最長,約為八年。在廣州期間,他還編譯了兩部重要的中文書籍:《全體新論》和《博物新編》。《全體新論》出版於1851年,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介紹西方人體解剖學的著作。全書分三卷39章,將人體的主要器官和系統,包括運動系統、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循環系統、泌尿系統、內分泌系統、神經系統和生殖系統,都作了介紹,並附有各種人體解剖圖。當代的中國醫學史專家有這樣的評論:「他(合信)是一個對中國人民抱有善意、並致力于治療和著述的傳教醫師。他對中醫有批判也有研究,對中國人民、中國文化及西方醫學發展的情況反映較客觀。他的著作《全體新論》內容新鮮充實,對中國醫學界、知識界影響很大。」《博物新編》出版於1855年,介紹的領域更廣,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學、光學、電學、生物等多方面,是內容相當豐富的科學讀物。這些著作不但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廣泛的影響,而且東傳日本,受到日本學者的高度重視。

  最後在上海的兩年,合信接掌仁濟醫院,同時又完成中文醫學著作三種:《西醫略論》、《婦嬰新說》和《內科新說》。《西醫略論》分三卷,上卷總論病症,中卷分論各部位病症,下卷論方藥。《婦嬰新說》是關於婦科、兒科的醫書。《內科新說》分二卷,上卷專論病症,下卷備載方劑藥品。以上提及的五本著作,被後人合編為「合信醫書五種」,嚴格地說,《博物新編》不應算醫書,而是自然科學的通論書。

  更令人佩服的是,合信除了醫學著作外,也留下十幾種護教、解經、佈道類的著作,如《上帝辯證》、《約翰真經解釋》、《聖書擇錦》、《基督降世傳》等,可見他在醫學的專業外,也有神學的裝備,使他可以成為兼顧身體與靈魂的宣教士。

  合信於1859年返英後不再來華,1873年病逝於英國,享年57歲。兩任妻子,各育有兩個子女。瑞貝卡較長壽,她用心收藏親人的信件,先是馬禮遜與馬儒翰的,後來加上合信的。這些信件和文物,後來由她的孫子Archibald Hobson,在1960年代捐贈給倫敦的衛爾康醫學圖書館(Wellcome Library for the History and Understanding of Medicine)。

  在介紹過馬禮遜這兩位傑出的親人後,我也要講述一個較令人感慨的故事,這故事記載在蔡蘇娟姐妹的自傳《暗室之后》第十三章裡:1921年,蔡蘇娟陪李曼女士回美國休假,她們在舊金山參觀一間佛教寺廟,與一位前來參拜的西方女子交談。沒想到這位西方女子說她是馬禮遜的親戚,正在東方的宗教裡尋找平安。馬禮遜的親戚竟然在美國的寺廟中參拜!蔡蘇娟覺得非常意外,她說她會為這位女子禱告,希望她能認識基督,並找到平安之路。

  今天華人教會在紀念馬禮遜來華兩百周年的時候,是不是也應該關心那些來華宣教士的後代子孫,聯繫他們、感謝他們、尊榮他們,以報答他們的祖先為來華宣教所付出的心血?!

(本文作者魏外揚,現執教於台灣中原大學,多年來從事基督教與中國之研究工作,著有《宣教事業與近代中國》、《他們寫過歷史》、《貝德士的名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