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地獄變成天堂	文／Ernest Gordon 　整理／何慕天
日軍虐待戰俘，無數人失去操守；但有人活出異樣生命，也鼓勵人尋找；許多人因此改變了人生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隸屬蘇格蘭高地步兵團，是上尉。一九四二年初，新加坡淪陷。我進了泰國叢林北碧府桂河畔作日軍戰俘，與其他盟軍戰俘一起修築全長二百五十英里的「死亡鐵路」。日本人就是仗著這鐵路向緬甸和印度推進的。日軍原本派了六萬二千名戰俘去，結果一萬二千四百人受不了飢餓、虐待、疾病的煎熬而死；更多人飽受摧殘之後，終生痛苦；我們數百人卻走向新生。

漳宜戰俘營擠了成千上萬俘虜。營裡衛生設備不足，生病沒有藥物治療，我們每天只能吃到一點點飯。聽到有戰俘要到山林的「療養營」去，都很高興。後來才知道日軍是要修築鐵路，那裡蚊蟲滋生，疫症猖獗。

初到數星期，我們不向日本人敬禮，不低頭鞠躬，還能保持自尊；卻因此激怒了衛兵，認為我們故意反抗，見我們「樣子傲慢」，就毒打一頓。這樣虐待，加上我們愈來愈疲憊多病，就都垂頭喪氣。

築路工作非常吃力，即使強壯的人也幹不了。我們從早到晚做苦工，在叢林亂山裡披荊斬棘，用一籃籃泥土建路基。烈日當空，氣溫有時高達攝氏49度。工作時，光頭赤腳，睡的是泥地，穿的是破衣，食米配給不足，只好煮葉子充飢。

不消數星期，粗壯結實的都變得瘦骨嶙峋，皮膚乾皺，雙目深陷。幾乎人人都患了蝕肉透骨的皮膚病，常要把患處肢體割掉，才能保命 。

病俘也得做苦工。發高燒的人蹣跚出發，途中倒下就躺在地上，等同伴完工時帶回營。俘虜涉嫌裝病，就會縛在樹上，用槍托或鏟子毒打一頓，然後光著身子，在烈日下暴曬，整天任由蟲蟻咬。有一次日軍發現失了一把鏟子，認為是有人偷了。要求犯事的人站出來，否則全營的人都要斬首。有位士兵站出來，日軍把他活活打死了。事後才發現是守衛數錯了倉裡的存貨量。

穆爾是一位下士，屬通訊隊，從不與人爭吵，又不發怒，即使受盡折磨，也不垮下來；有位日本軍官因此感到丟臉，恨他入骨，就在戰爭結束前兩星期，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又把他的內臟挖出來。

過這種日子，人總會用宗教來解脫，不少人都讀聖經、做禮拜，祈求早日得釋放。見不到果效時，僅有的丁點信心也消失了，就怨憤起來。「真有上帝的話，連祂也不關心我們了。」

大家恨日本人到了發狂的地步。但暴力壓倒一切。更可悲的是，不少人無情無義，道德墮落到教人震驚。例如偷人家的食物衣服、辛苦省下來的小東西，賣給泰國人。有些甚至變了節，討好那些盛氣凌人的衛兵，向他們告密。

修築「死亡鐵路」兩年多後，一九四四年某天，我昏倒了，原本六英尺三英寸高，如今體重不及一百磅。好幾個月來，我害了瘧疾、亞米巴痢疾、腳氣病、疥癬、之後又患了白喉；由於得不到醫治，變成多發性神經炎：腰以下的部位癱瘓起來，被送到「醫院」，又稱為「死亡病房」的地方：那是一間長形露天小屋，裡面滿是臭蟲、蝨子、蠍子。我還有點知覺，曉得兩位護士彎腰在床前說話。一個說：「可憐的傢伙，活不了多久。儘管叫他死得舒服一點吧。」

米勒，跟我屬同一部隊，與穆爾都是下士。他們那時剛巧經過醫院，聽到人宣佈我快要死了，就自告奮勇要照顧我。他們帶我離開醫院，蓋了個小竹棚，把食物分給我，又輪流照料我。穆爾每天用沸水煮一塊布，用來為我按摩，偶然偷到一條香蕉，會拿來給我吃，經過兩個半月照顧，我居然逐漸康復。

有一次穆爾暈倒，醫生說他快要死了，同伴說他沒有進食，原來他把丁點的配給都給了我。米勒和穆爾救了我命，最重要是給了我異樣的生命。

有他們照顧，我才知道他們有與別不同的力量：是邪惡不能侵，毒打飢餓消滅不了，用力也踢不掉，地球上最偉大，可完全「排除恐懼」，要捨生追求的愛。

我突然發覺自己和難友都該有這種愛，不但享有，也該施予，否則大家便會同歸於盡。

復元到了最後階段，一天晚上，米勒勸我好好了解這種愛的真諦，並且去培養它。自古以來，人類就尋求生命的意義。談到這裡，我不禁大發牢騷說：「這裡是人間地獄，還有甚麼意義？」

他從容回答說：「長官，有位無名詩人寫了一首小詩，分享生命的意義。他說：『我尋覓自己的靈魂，不見蹤跡。我尋覓上帝，祂避而不見。我尋覓弟兄，結果三者都到了眼前。』」

病好之後，我開始尋道。有人請我領查經班，討論基督教教義。我從前信仰淺薄，偶爾才上教堂聽道，很快就覺得比不上我所教導的人，沒資格當導師。集會晚上舉行，起初只有十來人，一下子就增加到數十人，後來居然有幾百人。

查經班不是空談，是會實踐所知的。大家會主動關懷人，到處出現感人的場面，是我以前沒有見過的。不少人臥床太久，長期缺乏活動，肌肉萎縮，我們就組織按摩隊服侍他們，使他們的肌肉恢復機能。別的小隊四處慰問，那裡需要他們，他們就到那裡出力。

好些人早已灰心絕望，想不到我們會這樣做，就加入我們的助人行列。有人冒險，夜裡瞞過哨兵，跑去找泰國及華人基督徒，弄點食物藥品回營。有人以前為了搶食物，像野獸那樣惡鬥，現在漸漸一起分享東西了。

戰俘營裡到處出現傑出人才。有手藝的人用碎木和廢金屬，替斷了手腳的同伴造義肢。鞋匠用獸皮做便鞋。植物學家找出可製造簡單藥物的花草。無線電技工從日本人那裡偷到一點點零件，造了些小型收音機，我們才清楚知道外間的消息，聽到一點點，也就有了希望。

求知欲高了，大家組成「叢林大學」，晚上舉行各科研討會。擅長藝術的人利用簡陋材料教授繪畫雕刻，樂隊的樂器是用竹子、葫蘆、藤蔓等造成的。我們還組織了「小小劇團」，演出了好幾齣戲。

教堂是活動中心。我們用竹子和茅草建造禮拜堂，又用舊鐵罐造燈，在搖曳燈光下崇拜。燈放在竹製的聖壇上，後面有個粗糙木十字架：一方面引領受苦的人仰望上帝，另一方面教導人與人相處。

一九四四年聖誕節，難友過得很歡愉，跟前兩年凄涼悲戚的情形相比，真有天淵之別。我們花了許多晚上安排聚會，交換禮物。廚師居然想得出又做得到，用發了酵的米、柚皮和棕櫚糖，造了可口的聖誕布丁。聖誕前夕的特別禮拜，是我有生以來最虔誠感人的。

各人改變態度，在祈禱中最為顯著。我們學會了多為人祈禱，少為自己求。即使為自己祈禱，也不是求甚麼，而是希望能發揮多一點。我們祈禱：「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不是自憐，而是肯定「也不怕遭害。」

我們逐漸學會了最難的禱告：為敵人祈禱。有一次，一位年輕信徒帶頭唸主禱文，他唸到「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時，只有他一個人唸。他停了一會，再唸一遍，這一次，有上百把聲音跟隨，聲調堅決，但有人哽咽。此情此景，我終生忘不了。

我們派了一個人當「圖書管理員」，把營裡幾本聖經供大家傳閱。人類為甚麼有苦難？苦難有甚麼意義？在宇宙萬物中佔甚麼位置？這是難題。可是研究聖經的小組卻找到叫人非信不可的解釋。我們再也不看自己是被揶揄的可憐蟲，漸漸領悟到：不是上天把苦難掉下來，是人類貪婪愚昧造成的；體會到脫離苦難是「歷盡」，不是避開，也不是否認。正如西諺說的，我們的交情是「患難之交，不分彼此，四海一家；由奧妙的連繫結合起來的。」

我們不再那麼恨日本人了。漸漸用高明的眼光判斷，了解造成他們那種性格的是甚麼。有了解，就有憐憫。

獲釋前幾個月，發生了一件事，反映我們不再痛恨日本人了。有一隊人被調到另一個工作地點，日本人派我管理他們。途中到了一個小村附近，我們的火車轉到交車旁軌上，看到另一列滿載日本士兵的火車抵達。他們之前在緬甸作戰，受了傷，景況十分可憐：污穢不堪，衣衫襤褸，面有菜色，傷口爬滿蛆蟲。

沒等我下令，也不顧日本衛兵阻撓，我們的人就逕自去替日軍洗傷口，把口糧送給他們，也把手裡僅有的錢分給他們；是出於天性，發自同情，在我們那時看來，他們不是敵人，只是難友。

尤其是最後勝利時，我們的態度教日本人大惑不解。日軍投降的消息突如其來，出人意表。日軍害怕我們報復，我們不光沒作甚麼，更唱起歌來，他們看得楞住了。大家一起唱歌原在嚴禁之列，可是我們當時唱得起勁極了，叢林裡遍了歌聲。

唱了歌，有人爬上陡峭的山，俯瞰泰國的平原。我們作戰犯受苦時，時常舉頭仰望的就是這座山。

我們在山頂上坐了好幾小時，很少說話。覺得能生存不是神蹟。最大的神蹟是：由於修築「死亡鐵路」，我們在瘋狂的世上，找到生命意義。我們渴望大家都認識這生命。

我們終於回到家裡。許多人改了行，加入助人行業。西諺說的「奧妙連繫：患難之交，不分彼此，四海一家」一直維繫到如今。當年人間地獄的難友有很多當了醫生、教師、社工、福利官、做研究的科學家等等。

至於我，受苦之後才探索基督教教義，漸漸感到神呼召我做牧師。戰後進入愛丁堡大學讀神學，又到美國深造。1950年在蘇格蘭教會事奉神。

當牧師不久，我知道是要向年輕人和大學生傳道。我見過人為一己利益，可以下流到甚麼地步；也見過人認識自己和上帝以後，可以崇高到甚麼程度。今天大學就是要探索這種誠心誠意，百折不撓的精神。

各地大學生都在問：「我是誰？活在世上有甚麼目的？」又會問：「上帝在哪裡？怎樣才能找到上帝？」

我回答的話不是空想出來的。是米勒下士提到無名詩人講的：他覺得自己和上帝都無從捉摸，可是找到我的弟兄時，三者都出現在眼前。

人有了這點共識，生活就會像我們那樣改觀。這點認識可以改變世界。

資料來源：

1.Ernest Gordon,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Kwai.1962, Zondervan（兩次再版時，都改了書名，1984年改為Miracle on the River Kwai, 2002年改為To end all wars）。

2.荷里活拍成電影To end all wars，2001年在美國上演（台灣譯為「戰俘集中營」，沒有在香港上演）。

3.可參看http://www.pauladams.org/Stories/ErnestGordo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