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北京中國大學生中工作的賴恩融牧師，在《風雨中的教會》的〈前言〉提到，在新政府統治下，為堅持信仰，不少傳道人及基督徒大學生被捕入獄，寫下為主受苦的見證。今期緬懷的是曾在內地為主受逼迫的弟兄姊妹及傳道人。 

邊雲波弟兄 
　　邊雲波弟兄在《獻給無名的傳道者——我的弟兄》修訂版記載：「1949年年底，我把這首詩印了幾百份，送給邊疆一些聖經學院的弟兄姊妹，油印本上未有署名。神知道我從未有『怕負責任』的想法，只覺得詩是獻給無名的傳道者，若寫上作者名字，實在不妥。 

　　我在獄中為此受審時，審訊人員問我：『你寫過一首《獻給無名的傳道者》嗎？』我坦然地說：『寫過。』他說：『寫過之後，你就成為有名的人了？』我黯然良久說：『最初出版這首詩，我實在不知情。』 

　　那夜我心裡十分沉痛，難以入睡，在主前流下淚來。應當被人知的是那些默默工作的弟兄姊妹，我怎能竊取他們的榮耀呢？」 

王頌靈姊妹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記載了王頌靈姊妹的見證：「1950年夏，王頌靈從燕京大學畢業，進入上海中國基督教靈修院讀神學，院長是神學家賈玉銘牧師。頌靈在靈修院得到很好的神學教導，1953年畢業後，賈牧師留她在靈修院任教。因身體虛弱，神帶領她進入內室禱告的事奉，她說：『那時院內弟兄姊妹擔負許多事工，在各處教堂講道領會；只有我不能做甚麼，主要留在院內禱告。』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中國教會經歷長時間試煉，凡根基不立在基督這磐石上的，不管教會地位多高，名聲多大，都摧枯拉朽般塌下去；凡持守真理，堅持走十架道路的信徒，先後遭逼迫。期間，靈修院發生分歧，頌靈與教務主任孫美芝同時離開學院；1957年，頌靈大學時熟悉的弟兄姊妹先後被捕入獄；1958年，王明道夫婦在北京第二次被捕入獄；各處不斷傳來主的僕人、使女被捕消息。 

　　頌靈更迫切禱告，不斷呼求主：『主啊！不要遺下我。』主垂聽禱告，在這場大爭戰中，沒有遺下她。她在1958年5月被捕，聽到後門重重關上，她知道：『從此以後，我與世界的門關上了。』押上囚車後，主的話清楚臨到她：『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蹚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焰也不著在你身上。』（賽四十三2） 

　　四十多年後，頌靈回憶那一夜：『主極其信實，祂知道我的軟弱，又安慰了我。』在三十年監禁生活中，她為主受盡凌辱，嘗遍苦難，但信實的主護庇著這位身體極其軟弱的使女；並使她晚年時，親身以活的見證榮耀主的名。 

　　頌靈到了青海西寧勞改農場，每天在心中默背聖經，不敢忘記主的話。1959年起，中國接連三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青海省本是貧困落後的地區，百姓生活艱難，勞改營囚犯更是艱苦。 

　　1989年年底，弟兄姊妹到青海將頌靈接回上海，信徒紛紛上門請她講道領會，卻遭婉拒。有人以為她膽怯了，她也默默承受這些誤會，其實她的事奉是進入更深的幔內。長久以來，她每天都禁食禱告，在主前承擔祭司職責；在暗室中接近神，為教會復興晝夜呼求，為各處被擄失落的羊群及弟兄姊妹各種難處，求主扶助憐恤。2003年7月，於上海病逝，在世寄居七十三載，留給信徒美好的榜樣。」 

王長新弟兄夫婦 
　　《我的天路歷程》作者王長新弟兄的見證：「1948年年底，解放軍在北京西郊圍城時，張錫煥從美國寄信叫我和敏如結婚後到美國讀神學；我想我是中國人，中國需要福音，應留在中國為同胞服務。 

　　1949年，我與敏如到上海。學聯會由南京遷至上海，總幹事趙君影牧師來港，內地的工作由艾得理牧師負責。我暫住學聯會的張學理弟兄處，艾牧師叫我做些翻譯工作。中國解放後，基督徒大學生對共產黨和唯物論一無所知，內地會一位美國傳教士撰文詳談唯物論，我譯成中文。其後，上海中國主日學合會費裕施牧師找我翻譯海萊博士的《海萊聖經手冊》，我絞盡腦汁，力求不失原意。 

　　楊紹唐牧師在內地會的小禮拜堂開始聚會，敏如為主日學合會翻譯兒童故事，並幫助楊牧師主編《靈工通訊》和負責出版楊牧師的《教會詩歌》。1950年6月，我和敏如結婚。1951年年初，《海萊聖經手冊》『摩西五經』部分完成翻譯。 

　　1951年夏，內地會和西國宣教士撤離中國，我和敏如失業；同時，敏如生了一對孿生女，生活苦不堪言。蘭州市張蒙恩牧師替我們找到婦幼醫院的宣傳工作，1951年秋，我們到該院上班。蘭州生活費比上海高，工資卻比上海低，難以維生。我寫信給王明道先生，談及我們的情況；他在教會的晚餐聚會結束時，呼籲大家奉獻給我們。主內長者待我們就像家裡的孩子，立刻解囊相助，奉獻了一百五十多元，足夠我們回北京。 

　　抵北京時，看見王明道夫婦和遲張荷靜女士等都來車站接我們，並安排我們住在小會堂樓上，吃喝全由王先生負責，他用別人奉獻給他的錢幫助教會同工。我在中學代課，補貼零用。1952年夏，北京市教育局招收大學畢業生擔任中學教師，我和太太獲聘，兩個孩子送託兒所，才解除王先生的重擔。 

　　教學工作相當辛苦，我要改的作業較少，但敏如每晚改作業到深夜，身體非常虛弱，一年下來，患了嚴重的浸潤性肺結核和脊椎結核等症，要長期休養。我們決定送她和兩個孩子到蘇州家中休養；王先生趕到我們的住處，送來二十塊錢，惟恐我們盤川不足，又怕我們一去不返；誠摯之情，終生難忘。 

　　到了蘇州，因為同院的大姐和姑母都有孩子，怕結核病傳染給他們，我們須另覓他途。路經上海時，北京香山靈修學院院長畢詠琴小姐勸我回到傳道人崗位，建議我們同去香山，敏如在那裡養病，我則在靈修學院讀聖經課程，過信心生活，我深信這是主的帶領。一位上海同學的母親吳師母決定為主的緣故，幫我們撫養兩個孩子。我向學校辭職，繼而到香山開始新生活。 

　　1954年夏，神賜我們一子；為免他受傳染，到他七八個月大，我就送他到上海，與兩個姐姐同住。我在上海期間曾拜訪幾位教會領袖，談得很融洽，但有幾位在談話時沒有表態，離開上海時，我就知道闖了禍。 

　　1955年8月，我到北京城裡做禮拜。政府對反『三自教會』的人進行全國性大逮捕；我家在香山，逮捕人員到那裡搜捕我，遍尋不獲，又到我暫住的西城麻線胡同教會。他們說逮捕證還在香山，送來時，天已亮了，便正式宣布逮捕。簽字後，我低下頭來，把自己交給主。 

　　我被認為思想頑固，被隔離反省，倒感快慰，因可默禱和背誦主的話。雖被剝奪公開的宗教儀式，連閉上眼謝飯的權利也沒有，但我仍睜著眼睛謝飯。值班警衛一發現就厲聲斥責，我只好看見飯一來，心裡感謝主。關押確是試煉，我看出我的軟弱、失敗和不愛主；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妻兒，不易撇下！心裡非常難過，再三認罪，求神憐憫。 

　　在獄中，他們對我進行長期『思想改造』，日程排得滿滿。整天灌輸無神論思想，有時實在令人落入迷惘：神在哪裡呢？真像約伯所說：『只是，我往前行，祂不在那裡，往後退，也不能見祂。』（伯二十三8）但我堅信我的神，永不離開祂。審訊人員常問我對宗教信仰的看法，我總是回答：『我相信我的信仰無誤。』1956年春，檢察院認為這是信仰問題，除去我的罪名，從寬處理。 

　　被捕期間，雖與世隔絕，但聖靈一直感動弟兄姊妹記念我們。有肢體不避艱險，送來衣物；錢素芬姊妹在我被捕後經常寄錢到我家。外面形勢緊張，敏如臥病在床，飲食不能自理，神感動一位行動不便的老大娘看望她，解決她吃飯的問題。在上海，孫美芝和王頌靈兩位肢體照應我的孩子，幾乎把對主的愛全都傾注在他們身上。 

　　1957年4月，我在北京獲免予起訴釋放。」 

（作者著有《捨命的愛》、《回首百年殉道血》（榮膺香港第五屆金書獎）及《昔我往矣——溫州宣教士行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