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南非，對遠在地球另一隅的香港人來說，最深印象會是甚麼？2010年作世界盃足球賽主辦國？其豐碩的礦產資源如黃金、鑽石？若不善忘，相信不少人當記得在那兒實施了數十年的種族隔離政策！

　　地震及海嘯，頃刻間便奪去數以萬計的生命，固然是極大的天災，然而，一道踐踏人尊嚴的惡法劣政，同樣是人類的大禍患！種族隔離政策正是在南非發生的巨大人禍！這政策教百萬計的人長期活在痛苦、恐懼和絕望中；剝奪了大部分黑人的權利，使小部分的白人對大多數的黑人進行殘酷無情的剝削。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將人民分成四類：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種，其生存的權利和福利各有不同。白人與黑人的人口比例約一比八，但白人卻享盡國家的一切天然及政府資源，從有蓋巴士站到優美的沙灘到甚至是洗手間門外，都標貼著「只供白人使用」的告示！

　　這個被稱為「廿世紀人類的大醜聞」，要到1994年方正式全面結束。為此而在政治舞台上獲得萬人歡呼的，是南非第一任民選黑人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及願意將國家政策改弦易轍的時任白人總統德克勒克（F. W. de Klerk），他倆更於1993年齊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不過，曼德拉為爭取黑人平等權利坐了廿多年的牢獄，德克勒克則手握政治權力；真正與被受剝削、傷害的黑人平民同行，冒著被監禁，污衊及殺害的危難，為著堅持實踐神對他的呼召而奮鬥經年的，是較上面兩人早近十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前南非大主教杜圖（Desmond Tutu）。

災難當前作燈臺
　　在民族和國家的巨災面前，杜圖並沒有如一般人「趨吉避凶」，遠走他方，或作沉默的妥協者，成惡政的幫兇，而是承擔神的兒女在地上作光作鹽的職分。這位在1931年出生於南非，後來成為開普敦及約翰尼斯堡首位黑人聖公會大主教的杜圖，按照聖經的真理，直言不諱地批評種族隔離政策，直指它「拒絕了耶穌基督的福音，基督來是要將把人隔離的牆拆毀，而種族隔離政策卻要重建這堵牆；在神的教會中，無論任何種族、膚色、文化、性別，都不重要，因為在主裡面我們都是神的兒女，我們是合而為一的。」

　　在爭取公義和平等的過程中，杜圖始終堅持運用和平及對話的方式，以及號召國際社會的關注及制裁向南非當局施壓。而南非當局為鎮壓不斷出現的反對力量，屠殺及暗殺的行動時有所聞。在那紛亂混濁的局勢中，杜圖的信仰教他始終懷抱盼望：「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毫無希望的樂觀，因為其基礎是建立在對一個人的信仰，這個人禮拜五死去，所有人都說祂已徹底失敗，毫無希望的了，結果禮拜天祂復活了！」

　　因此杜圖這份樂觀，絕非因他受到任何特別保護；反而他經常因堅守信念而入獄，如因參與遊行及拒絕攜帶黑人在城市必須備有的通行證等。另外，夜間騷擾電話和來自極右派的死亡威脅持續出現。在秘密警察的煽動下，曾有八名戴著頭盔的極端分子，衝進杜圖的辦公室，對其惡言相向；又常收到恐嚇信：「黑鬼—別再招惹白人，小心狗命！」而當極端主義分子「白狼」威脅將殺死他時，杜圖首次寫下遺囑。總之，反對他的人，想方設法要使他下獄，甚至置他於死地。

死亡非糟糕的事
　　活在被暗殺和死亡的陰影下，杜圖對此卻不以為然：「他們極其可以做的，就是殺了我吧？不過作為一名基督徒，死亡並非最糟糕的事！我所能做的就是按神的呼召而行。」杜圖強調，他所作的，不是因他個人的喜好或雄心，而是神的引導和差遣。「當目睹不公義的事，我無法沉默，正如先知耶利米，若我袖手旁觀，不為受壓迫者發聲，心裡就覺得神的話語像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

　　在國家的大災難面前，杜圖想到的不是自身安危，而是上帝的心意。杜圖不顧個人安危，在武裝警察和投擲石頭的學生間反覆進行調停；屢遭死亡威脅仍勇敢地挺身而出，跟殘酷的種族隔離體制的頭目們進行抗爭。杜圖藉內室的禱告向神支取力量，將一生獻出，帶領種族隔離的南非社會，走出歧視與不公平，進入一個更公義，更和平的國家。

　　杜圖沒將死亡看得過於它所應有的份量，卻總以懷抱神的「夢想」作自己生命的期許。「在成為神的好拍檔前，必須先明瞭祂要我們做甚麼。上帝說：『我有一個夢，請幫助我實現它。我希望世上的醜陋、敗壞、貧窮、戰爭、敵意、貪婪、好鬥、疏離與不睦，都能轉化為榮耀的另一面，那時將有更多的歡笑、喜樂與和平，世界將充滿公義、憐憫、愛、關懷與分享。』」盼望香港的信徒，際此人禍天災頻仍時，能學效杜圖與神一起尋夢、築夢和圓夢的心志，讓神的旨意在地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