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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开始了八年抗日战争。
1938年，西方《教务杂志》报导：「日军侵华，不少领导人和政府机关纷纷向西迁移。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好些大学借用成都华西基督教大学校舍上课，故宫博物馆的宝藏也运入西部，以策安全。
四川省的面积比英德法意四国土地合并起来还大一倍多，且因资源丰富，可接受不断涌入的难民… …在内地开荒办学校、医院、教会的孤单宣教士，正为突然而来的需要，感到措手不及。」
前所未有的机会
1939年英伦版《亿万华民》社论：「大量难民从中国东部沿海迁往西部山地，包括政府各部门人员及各界领导人。在这群西迁的难民中，有一班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原在东部各省任牧师、传道，如今就像初期教会的肢体，分散到各处传福音。华东及华中两地，接近三分之二的大学停课，不少大学生到四川继续学业。许多经历巨变的难民，减低了对福音的抗拒。
从1938 年到1941 年，各地的学生福音工作蓬勃起来。孔保罗牧师自云南昆明来信说：『中国发生的巨变，影响了中国人对福音的态度。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正迁移到本地，全中国成千上万的学子都来到这里。我们蒙主引导在他们中间工作，从早上九时直到下午五时，借查经班教导这群优秀的青年。请你们切切代祷，这是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我们这里的宣教士，实不足以应付所需；求主差派工人，前来中国西南部收取已熟的庄稼。」
云南省昆明及澄江
1938年8月，孔牧师来自昆明的报告：「数百大学生接受军训后，还有两个半月才正式开课。我们立刻开办英文查经班，首日便有三十人报名，每天由下午一时到四时上课，课程包括：神的救恩计划、圣经中的启示等。」后来的报告又说：「常来聚会的大学生在圣诞节下午举行特别聚会，约有一百位未信主的大学生参加，讲员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殷教授，他是一位敬虔、被圣灵充满和热心爱主的人。聚会结束时，他呼召同学留下与他谈道，有六位同学接受邀请，交谈了三小时。
1939年夏，孔牧师报告：「日军特别找出中国高等学府的所在地来轰炸；教育部遂下令全部大学西迁大后方，故目前至少有十一间大学在此继续上课。
我们在1月17至2月13日举办了高中学生冬令会，有四百人参加。由于人手不足，便邀请所有过境的宣教士留下来协助带领聚会。3月17至21日，我们为大学生举办春令营，由起初的四十人，增加至七十人；参加者中只有七八位是基督徒，许多同学都是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会后，同学均赞成暑假时要开夏令营！
各大学每日都有查经班，早上有两班，由八时半至十时；晚上两班由六时半到八时；有时多加一班由八时到九时半。今天是中国从未有过的机会，学生要寻找基督耶稣的真理，我们必须立即回应他们。若错过这大好机会，将来就后悔莫及了。」
1939年底，赵立德教士从澄江寄来报告：「接触大学生给我们很大鼓舞，就如上主日有五位受洗归主，其中四位来自查经班，由昆明的李牧师主持洗礼。大学基督徒团契邀请我每月负责一次主日讲道，崇拜人数继续上升，每主日至少有150至200人聚会，虽然下午因运动球赛影响，查经班人数下跌，但仍有十多位渴慕真道的同学参加。我很乐意与他们研经，鼓励已经归主的，务要活出信徒的生命和为主作见证。」
1941年夏，李德富师母报告：「今年大学生夏令营位处山顶，每天有四小时聚会，信息都强调罪和救恩， 并在日常閒谈中讨论，又邀请参加者决志。在最后一晚，信主的同学都分享见证。」
甘肃省兰州、武威、甘谷
1940年底，李湛恩教士在兰州报告：「我初来时，这里刚开始的青年会请我教英语班。因我有负担做中国学生工作，两个月后便在家开始英语查经班，许多英语班学生来参加。半年后一个主日晚上，有两位青年人与我一同跪在客厅里接受主。」
1941年初，孔牧师从武威来信：「我们借英语查经班接触学生，高峰期每周有十八班，但本地官员向学生施压，班数下降，惟我妻子教授的一班仍能维持一年。1940年10月，机会又来临，查经班学生邀请我在一所新办的高中学校教授英语会话，我用圣经故事作教材，不仅得学生接受，还要求我在下学期继续教授。最安慰的是，当中的学生领袖是位真诚的基督徒。」
1941年春，斐理士师母从甘谷寄来报告：「我们为中学生开办了为期一周，每天一堂的查经班，收了二十四名学生。开课后，不断有人加入，到结业时共有四十一人。因为学生要求继续上查经班，又征得教会长执同意，第二周便由斐理士教士主理。学生在课馀时间都喜欢与我们交谈，其中有四五位敬虔信主的女同学，一天对我说：『我们愿意事奉主，远比做其他事。我们毕业后，可否组织一队布道队，到各处农村布道呢？』」
贵州省贵阳及贵定
1940年春，贵阳的米其荣教士来信：「浙江大学现迁往贵州省遵义，贵阳的学生工作急需一位年青宣教士来接手，目前西部的服侍，好像正移到贵阳。
我非常惊讶有许多人能讲英语，有些什至非常流利，原来他们在基督教学校读书。我们有英语主日崇拜，并可让其他人参加，让福音广传。学生联合会书记也邀请我主理湘雅医学院和贵阳医学院每月一次的英语主日崇拜。目前宣教站出售的中英文新约圣经更有求过于供之况。」
1940年6月4日， 敖志登教士从贵定来信：「我们到邻近城市探访时，曾到访一所大学，有不少人来找我询问有关基督教的问题，又邀请我到大学演讲。一位基督徒教授介绍我认识青年会的会长，这位会长立刻组织了一个查经班，每隔一天举行，由下午六时到七时。我为此祷告，结果出乎意料，房子的门口和窗口都满了听众，每晚也超过一百人。我为有这么多年轻有为的青年来研读圣经，感到兴奋莫名。」
陕西省城固及阆中
1938年6月25日，德仁基牧师从陕西省城固，寄给上海总部的信：「抗战时期大量难民撤退到自由区，北京大学和天津大学也迁到本地继续办学，到处都有教授和大学生，因后者的要求，我就为他们每周举行一次英文福音聚会。主日崇拜有不少大学生和教授参加，德师母在主日下午为女同学开查经班。」
1939年冬，阆中的郜礼德教士说：「12月以来，国立第四中学的同学参加英语查经班。赖友德教士和我每天早上分别带领各班，每班三十至四十人，依学生的英文程度分班。我想他们是有心信主的，就如昨日我向三十三位同学讲解圣经，讲完后他们仍安静坐着，好像还要听下去。」
1940年初寒假，郜教士第二个报告：「赖友德教士和我分别带领每周三天的英语查经班；另外孙恩宣姑娘在每周五带一班女学生。明天我们夫妇开始一个讨论会… …这是传福音最好的机会，学生均来自良好家庭，是中国将来的主人翁。其中已有归主的，或是对信仰认真的。上个主日下午到监狱布道时，有四位信主同学来帮忙一起唱圣诗。」
安徽省黄山
1939年7月间，安徽省黄山白安基教士来信：「许多学生从这里经过往西行，我们与他们一起有三周之久。每天下午聚会，祷告、研经及见证，带领了六位同学归主，他们从圣经里得着主所赐的应许，因信基督而得救，然后再继续西行。」
另一位同工李宝利教士也来信说：「在安徽省南部一带，许多军官、士兵、教师和学生都来找我们，问及主耶稣和他的教训；一位省立中学的校长，邀请我们去学校演讲，白教士和我向五百名中学生和三十位教职员，详细讲解主耶稣和他的救恩。翌日，学校印发的本地报章报导了这次聚会，并表示有数名同学愿意跟随耶稣。」
河南省方城
1940年7月， 艾得理教士报告：「我们为来自非信徒家庭约三十名高中三男生，开办了为期十天的夏令营。每天早上五时半起床早操，然后分组到野外或河边查经，或是讨论有关基督徒生命，其馀大部分时间有球赛、游泳、英语和普通科目等；有时也到山上远足；晚上聚会用幻灯片来讲基督生平。他们毕业后，便到乡村小镇教书。我们相信，他们当中若有一人成为热心的基督徒校长，将要为中国带来难以估计的影响。」
小结
今年是纪念中国抗战七十周年，笔者看到战争带来人民的苦难，但也看到天父仍看顾在祸乱中的同胞。
（作者着有《舍命的爱》及《回首百年殉道血》，并得香港第五届金书奖殊荣。）
参考资料：
- 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Toronto: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月刊北美版《亿万华民》，1939年，页40-41；1940年，页5、28、29、60、61、109、122、123；1941年，页26、27、53、70、164；1942年，页29、118。
- 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月刊英伦版《亿万华民》，1938年，页74、75、136；1939年，页64、136；1940年，56、57、70、106、138；1941年，页45。
- Register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China Inland Mission, 1854-1948. 《内地会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注册名录》。
- China Inland Mission.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January, 1925; January, 1931; January, 1935; January, 1940; December, 1946; January, 1949 and January, 1950.
- Stanford, Edward. 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8.
-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全二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
- 黄光域编。《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
- 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文交书店，1994。
- 于力工。《夜尽天明》。台北：橄榄基金会出版部，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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