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北京中国大学生中工作的赖恩融牧师，在《风雨中的教会》的〈前言〉提到，在新政府统治下，为坚持信仰，不少传道人及基督徒大学生被捕入狱，写下为主受苦的见证。今期缅怀的是曾在内地为主受逼迫的弟兄姊妹及传道人。 

边云波弟兄 
　　边云波弟兄在《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的弟兄》修订版记载：「1949年年底，我把这首诗印了几百份，送给边疆一些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油印本上未有署名。神知道我从未有『怕负责任』的想法，只觉得诗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若写上作者名字，实在不妥。 

　　我在狱中为此受审时，审讯人员问我：『你写过一首《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吗？』我坦然地说：『写过。』他说：『写过之后，你就成为有名的人了？』我黯然良久说：『最初出版这首诗，我实在不知情。』 

　　那夜我心里十分沉痛，难以入睡，在主前流下泪来。应当被人知的是那些默默工作的弟兄姊妹，我怎能窃取他们的荣耀呢？」 

王颂灵姊妹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记载了王颂灵姊妹的见证：「1950年夏，王颂灵从燕京大学毕业，进入上海中国基督教灵修院读神学，院长是神学家贾玉铭牧师。颂灵在灵修院得到很好的神学教导，1953年毕业后，贾牧师留她在灵修院任教。因身体虚弱，神带领她进入内室祷告的事奉，她说：『那时院内弟兄姊妹担负许多事工，在各处教堂讲道领会；只有我不能做什么，主要留在院内祷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教会经历长时间试炼，凡根基不立在基督这磐石上的，不管教会地位多高，名声多大，都摧枯拉朽般塌下去；凡持守真理，坚持走十架道路的信徒，先后遭逼迫。期间，灵修院发生分歧，颂灵与教务主任孙美芝同时离开学院；1957年，颂灵大学时熟悉的弟兄姊妹先后被捕入狱；1958年，王明道夫妇在北京第二次被捕入狱；各处不断传来主的仆人、使女被捕消息。 

　　颂灵更迫切祷告，不断呼求主：『主啊！不要遗下我。』主垂听祷告，在这场大争战中，没有遗下她。她在1958年5月被捕，听到后门重重关上，她知道：『从此以后，我与世界的门关上了。』押上囚车后，主的话清楚临到她：『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蹚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赛四十三2） 

　　四十多年后，颂灵回忆那一夜：『主极其信实，他知道我的软弱，又安慰了我。』在三十年监禁生活中，她为主受尽凌辱，尝遍苦难，但信实的主护庇着这位身体极其软弱的使女；并使她晚年时，亲身以活的见证荣耀主的名。 

　　颂灵到了青海西宁劳改农场，每天在心中默背圣经，不敢忘记主的话。1959年起，中国接连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青海省本是贫困落后的地区，百姓生活艰难，劳改营囚犯更是艰苦。 

　　1989年年底，弟兄姊妹到青海将颂灵接回上海，信徒纷纷上门请她讲道领会，却遭婉拒。有人以为她胆怯了，她也默默承受这些误会，其实她的事奉是进入更深的幔内。长久以来，她每天都禁食祷告，在主前承担祭司职责；在暗室中接近神，为教会复兴昼夜呼求，为各处被掳失落的羊群及弟兄姊妹各种难处，求主扶助怜恤。2003年7月，于上海病逝，在世寄居七十三载，留给信徒美好的榜样。」 

王长新弟兄夫妇 
　　《我的天路历程》作者王长新弟兄的见证：「1948年年底，解放军在北京西郊围城时，张锡焕从美国寄信叫我和敏如结婚后到美国读神学；我想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福音，应留在中国为同胞服务。 

　　1949年，我与敏如到上海。学联会由南京迁至上海，总干事赵君影牧师来港，内地的工作由艾得理牧师负责。我暂住学联会的张学理弟兄处，艾牧师叫我做些翻译工作。中国解放后，基督徒大学生对共产党和唯物论一无所知，内地会一位美国传教士撰文详谈唯物论，我译成中文。其后，上海中国主日学合会费裕施牧师找我翻译海莱博士的《海莱圣经手册》，我绞尽脑汁，力求不失原意。 

　　杨绍唐牧师在内地会的小礼拜堂开始聚会，敏如为主日学合会翻译儿童故事，并帮助杨牧师主编《灵工通讯》和负责出版杨牧师的《教会诗歌》。1950年6月，我和敏如结婚。1951年年初，《海莱圣经手册》『摩西五经』部分完成翻译。 

　　1951年夏，内地会和西国宣教士撤离中国，我和敏如失业；同时，敏如生了一对孪生女，生活苦不堪言。兰州市张蒙恩牧师替我们找到妇幼医院的宣传工作，1951年秋，我们到该院上班。兰州生活费比上海高，工资却比上海低，难以维生。我写信给王明道先生，谈及我们的情况；他在教会的晚餐聚会结束时，呼吁大家奉献给我们。主内长者待我们就像家里的孩子，立刻解囊相助，奉献了一百五十多元，足够我们回北京。 

　　抵北京时，看见王明道夫妇和迟张荷静女士等都来车站接我们，并安排我们住在小会堂楼上，吃喝全由王先生负责，他用别人奉献给他的钱帮助教会同工。我在中学代课，补贴零用。1952年夏，北京市教育局招收大学毕业生担任中学教师，我和太太获聘，两个孩子送托儿所，才解除王先生的重担。 

　　教学工作相当辛苦，我要改的作业较少，但敏如每晚改作业到深夜，身体非常虚弱，一年下来，患了严重的浸润性肺结核和脊椎结核等症，要长期休养。我们决定送她和两个孩子到苏州家中休养；王先生赶到我们的住处，送来二十块钱，惟恐我们盘川不足，又怕我们一去不返；诚挚之情，终生难忘。 

　　到了苏州，因为同院的大姐和姑母都有孩子，怕结核病传染给他们，我们须另觅他途。路经上海时，北京香山灵修学院院长毕咏琴小姐劝我回到传道人岗位，建议我们同去香山，敏如在那里养病，我则在灵修学院读圣经课程，过信心生活，我深信这是主的带领。一位上海同学的母亲吴师母决定为主的缘故，帮我们抚养两个孩子。我向学校辞职，继而到香山开始新生活。 

　　1954年夏，神赐我们一子；为免他受传染，到他七八个月大，我就送他到上海，与两个姐姐同住。我在上海期间曾拜访几位教会领袖，谈得很融洽，但有几位在谈话时没有表态，离开上海时，我就知道闯了祸。 

　　1955年8月，我到北京城里做礼拜。政府对反『三自教会』的人进行全国性大逮捕；我家在香山，逮捕人员到那里搜捕我，遍寻不获，又到我暂住的西城麻线胡同教会。他们说逮捕证还在香山，送来时，天已亮了，便正式宣布逮捕。签字后，我低下头来，把自己交给主。 

　　我被认为思想顽固，被隔离反省，倒感快慰，因可默祷和背诵主的话。虽被剥夺公开的宗教仪式，连闭上眼谢饭的权利也没有，但我仍睁着眼睛谢饭。值班警卫一发现就厉声斥责，我只好看见饭一来，心里感谢主。关押确是试炼，我看出我的软弱、失败和不爱主；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妻儿，不易撇下！心里非常难过，再三认罪，求神怜悯。 

　　在狱中，他们对我进行长期『思想改造』，日程排得满满。整天灌输无神论思想，有时实在令人落入迷惘：神在哪里呢？真像约伯所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伯二十三8）但我坚信我的神，永不离开他。审讯人员常问我对宗教信仰的看法，我总是回答：『我相信我的信仰无误。』1956年春，检察院认为这是信仰问题，除去我的罪名，从宽处理。 

　　被捕期间，虽与世隔绝，但圣灵一直感动弟兄姊妹记念我们。有肢体不避艰险，送来衣物；钱素芬姊妹在我被捕后经常寄钱到我家。外面形势紧张，敏如卧病在床，饮食不能自理，神感动一位行动不便的老大娘看望她，解决她吃饭的问题。在上海，孙美芝和王颂灵两位肢体照应我的孩子，几乎把对主的爱全都倾注在他们身上。 

　　1957年4月，我在北京获免予起诉释放。」 

（作者着有《舍命的爱》、《回首百年殉道血》（荣膺香港第五届金书奖）及《昔我往矣——温州宣教士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