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北京 1949年初,赖恩融牧师报道北京学生难民潮的情况:「长春和渖阳在1948年底失守,大批学生逃到北京,孔庙、大学校舍住满难民,天坛也给山西逃难的学生占据。这些无家可归的青年人,父母多在内战中伤亡。当地政府未有抚慰他们,饥寒交迫下,群众示威游行;惟警察枪声一响,学生伤亡惨重,有十三人死亡,巿面继续戒严、宵禁。
战争令货币贬值,大部分人活在痛苦中。然而,在我家举行的祈祷会,却可看到150张喜乐歌唱、虔诚祷告的脸孔。夏令会中,更有200名青年重生,选择上好的福分,奉献给主。有访客说:『这是中国人的希望』。那时,在北京基督徒团契的毕业生到上海中华神学院深造;也有毕业后当医生、铁路工程师、教师和公务员等,在岗位上为主作见证。因为,他们奉献背后的力量是祷告!不少事工均靠祷告完成:每所学校均有中英文查经班;医学院、法学院、工学院什至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均提供课室给追随神的同学使用;同学在街头、难民营、医院为主作见证。我们为此喜乐!」
1950年1月,北京内地会宣教士只馀石德伦姑娘和麦熙畴教士夫妇。
浙江省上海 1950年9月,李亚农教士在中国内地会总部就职,新政府并无严重干扰宣教工作。赖恩融牧师、杨绍唐牧师印发不少基督教中文刊物,信徒大得帮助。派到香港的贝肯业教士夫妇也制作各种单张,供宣教士使用。
艾得理教士在上海主理学联会工作,以〈追随坚守信仰先生〉作临别赠言,劝勉学生。同年11月,他在《亿万华民》中报告:「圣经学校开办夏季短期课程后,开始有复兴迹象。一年前学生灵性陷入低潮,但那三周基本信仰课程对参与者很有帮助。每晚课后同学都一起祷告和讨论在小组遇到的问题。
那时基督徒遭遇极大困难,因有大学成为政治训练中心,不准办团契活动,不许学生到教会聚会。有基督徒受试探,想暂时放弃信仰,但挣扎了两天,非常难受,直到他回到主身边,并告诉反对他的人:宁失去生命,也不改变信仰。」
同年12月,复旦大学学联会报告:「上学期有十八位基督徒学生,本学期有三四十位,全体组长都乐意事奉主,清楚救恩,真诚对主,主仍与我们同在。他必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会继续为我们代祷。」
艾得理教士报告:「1949年夏,上海学联会办了最好的夏令会,160名学生代表参加。1950年是上海最后一次学生春令会。」
四川省重庆 1949年11月,刘伯承统率的共军进占重庆。徐达牧师回国述职,孔保罗牧师从西安来接替重庆大学的教席。孔牧师有学生工作经验,他报告:「重庆大学基督徒团契令我惊奇不已,有225名虔诚的青年人!聚会后,才知道他们有系统的查经班、祈祷会和布道团,全由他们负责;只有主日崇拜由宣教士或牧师带领。
大部分学校的基督徒团契都复兴了,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面临将要易手的政权,勇气仍不减退!请代祷,基督已在教会生根建造,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宣教士的血汗和你的代祷并不会白废!」
孔保罗牧师再次来信:「团契的王姊妹作见证:『我不仅用假文件入学,连入学试也由胞姊代考。我不配做本校毕业生,请求给我应得的惩罚。当年不是基督徒,犯了这罪;现今我是真基督徒,每次祷告、聚会、想做见证,这罪就控告我。我到主前痛哭,求问他,一想到要向校方认错,就羞愧得无地自容。上周的毕业典礼,我忍受不了,写了这信,并已将信寄给教务长,不知他会怎么处理,但神已把我内心的重担取走
……神呼召我做传道人,他的时间一到,就会指导我该怎样做。』
一周后,团契中最敬虔的姊妹来找我。她取出一封信,告诉我四年前考入学试时也曾作弊:『王姊妹认罪时,我深受感动,但魔鬼却说:忘掉它!这是多年前的事,谁也不知道。但当我灵修、祷告,心中却无平安,我要对付这罪。我写了信给教务长,用见证表明基督怎样改变生命。』话毕,她微笑着,脸上带着主的荣光。我只能回答:『赞美主!』相信神会用这两封信使收信者受感动而归主。」
江苏省南京 1951年初,金立时牧师报告:「两周的聚会结束,我对北方肢体的见证感受最深。其中有为福音受苦、有被禁止传道,也有得胜、叫主得荣耀的。因不能办圣经学校,他们改办职业训练学校。除圣经课外,学生也学木工,传道人拿着工具袋便能进入一些不允许到的地方。另一名同工还可到大学售卖衣服,他不为做生意而去,而为作福音使者。
星期一二晚有团契聚会和培灵布道会,约有150位青年人,其中21位致函杨牧师:「因环境限制,我们已很久无法与你在主内交通。我们孤单,变得死气沉沉。听说你正处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实在令人气馁。基督徒学生寻求圣洁的事,安慰了我们,让我们知道并非孤单作见证,真理不会到这一代便失落。前路黑暗,求主使用无用的器皿去完成他的工作。』」
四川省成都 1950年中,韩戈登牧师来信:「大学学费增至八吨白米,约等于十个金币。学校只剩下约200人,学生亦担心吃的问题。我很难过,从事学生福音工作的机会随时日消逝,但在主里的喜乐仍非常珍贵。这里的基督徒十分重视读经和祷告,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
新政府的宗教政策有变。1950年6月30日,吴耀宗在上海召集教会领袖和宣教士,报告教会代表与新政府召开会议的结果。他带头起草《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之途径》的宣言,征求所有信徒签署;9月23日,全文在全国各大报章同时发表。接着,共产党官员访问各教会领袖,问:『你同意宣言的内容吗?』『同意。』『那你为什么仍要那些帝国主义的传教士在你教会工作呢?』」
在此压力下,1951年2月李亚农在〈为什么现在要撤退呢?〉一文中说:「中国内地会的历史又走到另一里程碑,是否时候到了?因着今天的环境,我们要撤离。过去两年,神引领内地会留在中国,带领新宣教士进来。他的命令是:留在这地方,把救恩传给不认识基督的人;同时在教会受试炼,与肢体同受苦难。
但近来的报告,有教会领袖对宣教士说:『很感激你在解放期间陪伴我们,但时间已到,该撤离了。』中国政府坚称宣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教会须与一切外国势力脱离关系,这种政治宣传正不断加强。若宣教士留在教会,会叫教会为难,中国基督徒也无所适从。神明确指示:离开令本地信徒为难的困局。我们离开,并非为自己,而为那些留下来的弟兄姊妹,好让教会更新,信徒更深信靠神。请为教会祷告;为宣教士与肢体分离、放下毕生建立的工作的悲伤代祷,愿主安排妥当,也愿再聚于主前;为总会祷告,让每位宣教士可离开工场。求神让我们重回这地,把福音传到这地最遥远的角落。」
骊歌四起,后会有期 四川省李长华弟兄回忆:「1950年,所有外国传教士被政府要求尽快离开中国。徐松龄牧师全家乘搭邮政总局的汽车离开,我和弟兄姊妹送行。相处几年,实在不舍;临别依依,相对无言,只能把感情深藏心底。在那严峻的政治环境下,我们都不知道今后前景如何,只能彼此说:『后会有期!』也许这个『期』是指将来的天家!
三十多年后,中国大门打开。1985年,我在美国华盛顿参加『使者协会』的差传福音大会,和徐牧师不期而遇。他是大会讲员,听着他的讲道,当年在齐鲁大学查经班的画面浮现脑海!会后我上前和他拥抱,他激动得打翻了讲台上的一杯水,神安排多奇妙!从此我们再度联系,有一年我还去多伦多探望他。」
(作者着有《舍命的爱》、《回首百年殉道血》(荣膺香港第五届金书奖)及《昔我往矣——温洲宣教士行传》)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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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月刊英伦版《亿万华民》,1950年,页8、19、30、33、59、85、86、89、90、100、133、135;1951年,页42。
- Register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China Inland Mission, 1854-1948. 《内地会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注册名录》。
- China Inland Mission.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January, 1925; January, 1931; January, 1935; January, 1940; December, 1946; January, 1949 and January,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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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璐。《陶匠的手》。香港:灵石出版社,2012。
- 李长华。〈我所接触的成都内地会传教士〉。华府盖城华人宣道会(Gaithersburg Chinese Alliance Church)的李长华长老,于2013年电邮全文给作者,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