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成家
　　圣经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徒十35）从内地会来华的夏道香教士与师母，分别来自德国和瑞士，是少数来自欧洲的宣教士，均把生命献在中国。

　　1907年，李绍香姑娘与一群宣教士同船离开英国，在扬州语言学校受训后，前往江西省南康府宣教站，与寡居的陶善鎔师母同工。夏道香教士原是一位机械工程师，后奉献读神学受造就，1908年前赴上海。在安庆语言学校结业后，被派往临江宣教站，常与陶师母来往，有机会认识李姑娘，彼此成为密友。

　　李姑娘和夏教士在中国开始宣教时，正是革命风起云涌之际。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两日病逝。在那混乱的日子，李姑娘见自瑞士来的海姑娘可与陶师母作伴同工；便与夏教士筹组家庭。同时，临江宣教站的宝锡恩教士夫妇退休回国，交夏教士主持。1911年，他俩在上海举行婚礼，蜜月后回临江，负责整个宣教站。

英年早逝
　　夏教士夫妇主持临江宣教站至1919年，夫妇二人因离家已逾十年，遂回德国述职，临江宣教站暂时关闭，述职完毕，才重开宣教站。期间，1911年临江宣教站和福音站共六人受洗；1913年共九人；1914年共十四人；1916年共十人；1918年共十四人¹。

　　1924年7月，夏教士夫妇到洋湖福音站主持主日崇拜，回家后开始发高热，病情愈来愈严重， 8月2日，夏师母来信说：

　　「我们早上有一个属天的团聚，一起唱诗、祷告、谈到主的事和与主同在的荣耀，我丈夫还把〈耶稣，爱我灵的主〉（Jesus， Lover of my Soul）从头到尾唱一遍，他面露微笑，想到就快见主是何等快乐啊！」下午，夏教士开始神智不清，他念念不忘在新余开始的福音工作。翌日他还认得围着他的亲友，夜幕低垂，刚过子夜，他便平静地安息主怀。」

　　想不到，夏教士年仅四十三岁，却染上疟疾不治而离世。

夏教士的信
　　夏教士只留有一封信，就是1923年他的工作报告：「9月23日，我们准备在临江洗礼，可惜得很，因今年疟疾流行，全部受洗者都病倒了。

　　10月7日，一年前开展的新余福音站，今天举行第一次洗礼，可是受洗者因病或在养病中，无法前来；无论如何，八男三女共十一人被接纳加入教会，为这一年的收获感谢主。他们是我们的喜乐，大多数每晚都有来聚会。」

开办新余宣教站
　　夏教士离世时，仍念念不忘新余福音站，夏师母忧伤之馀，便定意前往新余，开一个新宣教站，继续亡夫心志。当时，一切都配合，司教士夫妇述职回来，代替夏师母主持临江宣教站，夏师母、石姑娘和卢姑娘三人，于1926年迁往新余，开新宣教站。

　　夏教士去世时，德国的傅守德教士常来协助夏师母，1926年与卢姑娘成婚，加入新余宣教站工作。

夏师母第一封信（约写在1927年6月初）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劫掠英美日领事馆及袭击外国人，英美军舰即向城内开炮，史称南京事件²。英美等国从内地撤侨，瑞士和德国在政治上没有与中国敌对，故新余宣教站一切如常。

　　「我们的退修会昨日圆满结束了，感谢主听了我们的祷告！农村信徒来聚会时，本地国民党党部在街道上举牌示威，警告信徒『大大醒觉要回过头来』，同时还用计谋来拆散整个聚会。然而，与他们敌对的党部却结集了大批人马，令到他们忙于自身安全而忘记了我们³。一位老弟兄，听到基督教教堂要被封闭，便说：『教堂虽被拆毁，但不能把我心中的信仰挪去。』

　　在见证会中，有弟兄说：『我信的不是耶稣堂，而是主耶稣！』这是最好的答覆，因为只有信靠主耶稣，才能面对将临的试炼。」

夏师母第二封信（约写于1927年7月底）
　　「我们的外墙第一次被贴了反基督教的标语，但我们仍能享受平静的生活，这是神在工作之故。

　　6月，有十二男七女受洗，其中包括一年轻农夫，都是观巢初结的果子。若我们没有人在那里，这年轻农夫就去主持聚会。他很苦干，为了找时间去做主日崇拜，他平时要加开夜工；他父亲不准他星期日整天在教会，但他利用五月节假期来工作，好让他能换得一天的自由赴主日崇拜。多希望教会有更多这样优秀的年轻人。」

夏师母第三封信（约写于1928年3月初）
　　「我们存着感恩和赞美的心，结束了一个年度，主保守一切工作和工人，度过政治动盪和治安不稳的境况。

　　今年一二月时特别紧张，水北的反基督教行动升级，信徒预备为主付出一切代价，当时大夥群众正要袭击他们，惟有靠祷告之际，忽听闻有一队盗贼入侵，乌合之众便立刻四散。其中一位受命要杀害信徒的，却自杀死了，鼓动这场群众起事的，乃政府学校一些年轻教师。事后，宣教士到学校作友谊探访，询问他们为何如此敌意？他们无言以对，面有愧色，事情也就平静下来，福音工作也继续下去。信徒仍如往日一样，受家人逼迫，有一妇人每次来聚会，回家必受骂，什至殴打；她信主之前，丈夫从来没有打过她， 她对丈夫说，纵使她被打死，她仍坚信不移，我们为她丈夫祷告，希望他早日归主。」

夏师母第四封信（写于1928年3月）
　　「农村西岭有两位女信徒和数位慕道者，被族人强迫拜偶像，不顺从的话，便赶出宗族，由族人均分她们家产。有两信徒和一慕道者均是寡妇，严辞拒绝跪拜偶像。

　　两信徒家境贫寒，但那慕道者拥有田地和房产，村长立时责打她，分了她的田地，从族谱中除去三人名字。除最年长的留下，两妇女往水北福音堂求助，村人见留下的老妇已身无长物，就恐吓要将她碎尸万段，但她用微笑回答他们。

　　福音堂的信徒得悉后，催她们二人到新余找我们，我们对她们说：无法找政府来主持公道，但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求神指引。

　　翌日，三名男信徒从水北下来，听到我们如此做，非常不满。但就是祈祷，神就为我们作工了：两妇人离村那晚，族人议决先宰杀年轻寡妇的一头猪，再去分她的家产，把她的房子烧掉。正谈得兴高采烈时，一村民说：『这样下去，你们有没有想到后果会如何？』众人立即醒悟，知道违法，大为恐慌。

　　他们立即分散回家，翌晨即差人四出找这两妇人回来，得知她们去了新余，众人更惊惶失措，每个家庭都去找那留下来的老妇，说与这事无关。村长自知不妥，躲藏起来，但大夥村民涌进他家，逼他出来解决，以免全村受到法律制裁。

　　他们先找留下来的老妇，恳请她去新余求情，并找两村民做代表，用木头车送她下去。抵埗后，两村民不敢进来，直等我们邀请他们，并同意：从今以后不强迫任何人跪拜偶像，也不妨碍任何不同信仰的人。

　　请想一想我们会怎样高声赞美主呢！先前三位怒气冲冲的弟兄也感到无地自容。『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四十六10）这功课我们要永远记得。」

夏师母第五封信（写于1930年6月）
　　「现在很难获得可靠的政治消息，看来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危险。第六福音队的萧先生*让两位从新余来的队员，去探访各福音堂。回来后就是暑假了。这两位队员会帮助我们一些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位适合的华人同工，但继续求主，赐他所拣选的给我们。」

夏师母第六封信（写于1933年六月）
　　1933年4月蒋介石复至南昌，预备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夏师母与石姑娘留守新余宣教站，只派华人传道到各福音堂工作。

　　「在水北附近地方，主听祷告，用大能使瘸子行走、鬼附得释、失物退还。有一位慕道的傅太太*被偷了廿八元，诚心祷告，结果那小偷进赌场时，被人认出，就愿意归还，事情就如她所祈祷的了结。另一慕道者是富有寡妇，久病不愈，无法行走，闻信徒讲主能医病，心里接受相信，果真起来行走，一周后连拐杖也不用。一名病重的青年学生，闻此喜讯，立即相信归主，也蒙主医愈，并且得救。这些信徒和慕道者，均要求差派工人到他们那里去。」

夏师母第七封信（约写于1937年冬）
　　「最近我到一处新地方名叫三岭，那里有不少慕道者，都是因一位去年受洗的老妇人的见证。那位老姊妹在受洗时，被考问信德，有数个问题她都不能回答。她说：『我真愚昧，无办法知道这些答案，我只知道主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她走遍邻近的乡村，把她所知道的主耶稣福音传开，三岭就是她所结的果子。现在那里有十个家庭归主了，他们渴望村内有主日崇拜，因为在悌村*聚会的地方太小，不能容纳这么多人。」

夏师母第八封信（写于1938年）
　　经过十多年的耕耘，新余教会渐渐增长，接近自养自传的地步，当时日军已侵占江西省九江市，控制长江一带。

　　「我们庆祝丰收感恩主日，收到五十二元奉献，专给福音队布道之用。有人奉献金钱，有奉献农作物，妇女们献上针织品，一下子就卖光了。真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大家都享受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喜乐。各处福音堂，也同样举行感恩会，没有暴饮暴食，大家聚在一起，为主献上赞美、感恩和捐赠。」

夏师母最后的一封信（写于1941年春）
　　「宣教区西北部的欧里，由同工谢先生*领导群羊。谢先生原是一位风水师和卜卦家，信主后，立刻放弃以前的工作，烧掉有关书籍和器具，邀请福音队到他的乡村布道，领了多人归主。其中一位远近知名的拳师患了重病，众信徒常去探访他，起初拒绝福音，慢慢也接受了主。使欧里许多乡村开放，欢迎谢先生去传福音给他们。」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军攻进北京后，中国宣布全面抗战。1941年8月7日，日本军机对重庆施行所谓「疲劳轰炸」，昼夜不停。上海内地会总会接到一份电报：

　　「江西省新余市在8月8日遭日机轰炸，夏师母受伤，8月13日因伤重离世。」

　　夏师母在江西省工作了卅四年，离世时五十六岁。夏教士夫妇留下来的记录虽然不多，但他们摆上生命，为主传福音给我国人，足令我们肃然起敬了。

（作者着有《舍命的爱》及《回首百年殉道血》，并得香港第五届金书奖殊荣。）

注释：
1 此后《亿万华民》再没有登载这地区的受洗纪录了。

2 郭廷以编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第164页。

3 郭廷以编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二册，第207至209页记载：「1927年5月27日，朱培德查封南昌共产党之三民日报……5月29日，朱培德遣送政治工作人员142人（均共产党）离江西……江西省党部改组，刘一峰、王枕心、姜济寰、王均、罗石冰、李松风、方志敏、朱克靖等为执行委员（大多为共产党）。」由此可知当时国民党内，有许多共产党人，形成党部内两派相争的局面，也解释了夏师母信上提到在新余的遭遇。

＊是作者音译之名，因无法找到中文名字。其他无*者之宣教士，均是他们在中国时用的真正中文名字。

参考资料：
(1) 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月刊英伦版《亿万华民》1903年第106和169页; 1904年第3,17,99和142页;1905年第18页;1906年第73页;1907年第4,148和153页;1908年第21, 147和163页;1909年第117页; 1910年第48,175和186页;1911年第187和191页;1912年第147页;1924年第164页;1928年第55页;1929年第31页;1931年第11页;1933年第174至175页;1935年第233页;1938年第11至12页; 1939年第7页; 1941年第45和76页;1942年第5页。

(2) 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Toronto: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月刊北美版《亿万华民》1903年第134页;1911年第111页; 1913年第97页;1914年第106页;1915年第47和154页;1916年第127页; 1917年第128页;1918年第144和159页;1924年第61页; 1927年第130,145和170页;1928年第109页;1930年第152页。

(3) China Inland Mission: Register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1854-1948. 《内地会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注册名录》。

(4) China Inland Mission: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June, 1900; January, 1901; July, 1905; January, 1910; January, 1915; January, 1920; January, 1925; January, 1931; January, 1935; January, 1940; December, 1946; January, 1949 and January, 1950.

(5) MacGillivray, 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3-1915.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3-1915.

(6) Boynton, Charles L.: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16-1917.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Book Depot.

(7) Boynton, Charles L.: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18-1919. Shanghai: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8)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23, 1924 and 1927. Shanghai: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9) Stanford, Edward: 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8.

(10)江西省测绘局编制：《江西省地图册》。上海：中华地图学社出版，1996。第13,15,22页

(11)武月星主编：《中国现代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9。郭廷以着：《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全二册。

(12)郭廷以编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全四册。第二、三册

(13)地图出版社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