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坦白宣教士
　　塞外的蒙古荒漠，人烟稀少，游牧民族世代逐水草而居。在一八九五年里，来了一位碧眼的男儿，穿蒙古服装，喝羊奶，吃羊肉，住在蒙古包，骑骆驼，生活和蒙古人一般。他学会了讲蒙古话。他的名字叫斯坦白（David Stenberg），是一个年仅廿三岁的瑞典裔美国人。 

　　斯坦白毕业于芝加哥瑞典神学院(Swedish Institute of 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随即加入北美瑞挪会，被派往蒙古。当时，边疆的宣教机构全集中在内蒙。只有斯坦白走遍内外蒙古，从一个蒙古包，到另一个蒙古包，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 

二、苏白宣教士
　　翌年夏天，同学苏白（CarlSuber）从美国来。他也是瑞典裔美国人，和斯坦白同校、同龄，迟一届毕业。两位年轻人同心苦干，为锺爱的蒙古人献上自己的生命。 

三、生力军
　　一八九七年初，斯教士给即将起程的费安河宣教士（N. J. Friedstrom）去信说，他已能用蒙古话应对。他自创了一套蒙古会话辞汇，写了一本帮助初学者的蒙古文法书，也找到三个理想的据点建立福音站：一个在外蒙古西部，离首都库伦（今之乌兰巴托）八百哩的乌里雅苏台（Uliasutai）；第二个在向西行三百哩的科布多（Kolido）；第三个是最西边疆的塔尔巴哈臺（Tarbagotai）（注一）。三个地点都是当时蒙古人最繁盛的贸易中心。斯教士盼帮助日后从北欧来的宣教士彼此守望相助。 

　　同年秋天，费安河宣教士偕三位女宣教士同来，她们是：安达纯（Hilda Anderson）、安德纯（Clara Anderson）、林恩（Hanna Lund）。四人留在张家口过冬和学习语言。 

　　次年初春，解冻后，苏白带着四人西行会斯教士。六位青年教士组成一支宣教队，在内蒙古的西南部，带着帐棚、床被、食品等，随着骆驼队，像蒙古人一样的过着游牧生活，到处传福音。直到严冬来临，才回到包头学习语言。一八九九年春天，他们更走遍外蒙古各村庄和庙宇，分发福音单张，过着蒙古民族的生活。一直到冬季来临，才往乌里雅苏台过冬。 

　　经过两年的奔波，斯教士渐渐体会，游牧民族需要的是一个固定的福音站，供他们歇脚、相聚。于是用二千两银子，在离包头市约二百二十哩外的一个草原区柴城（Chia Cheng），买了一片地，牧养牛、马、骆驼，并建立两座礼拜堂，一座给妇女，一座给男士。 

四、血雨风腥
　　一九ＯＯ年春，他们听说中国有仇杀洋人的事，只是没料到会波及边疆。到了五月，斯教士的家书方透露他们身处险境： 

　　「三个姊妹已出发，作为期七周的旅程。因为天气炎热，旅途上特别辛苦。她们住在帐棚里，冬天奇寒，夏季酷热，并且常常不停地刮起风沙，把整个帐棚打翻…… 

　　「我们不停地接到凶讯。谁和我们共膳，就要被打死；谁信我们的福音，便要丧命；谁跟我们，便要被掳往国外。这是一场剧烈的争战，惟愿能平安渡过难关……我们和上帝站在同一阵线上。熬过这漆黑的寒夜后，蒙古人得蒙拯救的希望指日可待……」 

　　暴风雨终于来了。六月卅日，在离开包头一百零七哩的乌梁素海西岸扒子补隆（Pa-tzu-pu-lung），即今内蒙古新安镇上，斯教士遇到一行十多人领着孩童从包头逃出来的宣教士。那时，风声鹤唳，谣言满天飞，对洋人极为不利。他们忙躲到福音堂里避风。斯教士想念同工的安危，要回柴城，便雇了几个卫兵，和彭教士（August E. Palm）、华教士（Emil Wahlstedt）作伴同行。 

　　福音站还算平静。斯教士即差苏白和费安河二宣教士到乌里雅苏台，把留在那边的东西和骆驼队全部带回来。 

　　八月十四日，邻近的天主教堂传来坏消息：「义和团已把整个国家弄得天翻地覆，我们全体外国教士须立即离境。」 

　　两天后，斯教士见形势更不利，便把地契和全部牲畜，都交给一位做木匠的朋友张先生代管。当天，就发生蒙古官兵抢掠的事。坏消息传来，说义和团和官兵将于明晨再来，大开杀戒。 

　　宣教士们吓得不能成眠，次日清晨卷铺盖，带了点食物逃离基地。藏在附近的一条干涸河床里。远远看见，常到福音站的云寡妇带着儿子和官兵来福音站，把财物抢掠一空。 

　　官兵去后，张先生悄悄地把宣教士们的马匹牵来，让他们逃亡。他们每人骑一匹马，打算逃到库伦。途中，斯教士想，要是从包头来的宣教士来找他，那岂不自投罗网？于是改变主意，先到前面山头避一避。然后差遣信差回福音站，看义和团和官兵有没有来过。 

　　那边厢，县长（Daraji）见他们逃走，派人四下搜索他们。终于在雁声号（Yen Sheng Ho）搜获。斯教士和彭教士为了众人安全，勉强跟县长的人回去。不料县长即下令处死二人。斯教士竭力呼冤，最后被毒打一顿，才获释放。回到大伙儿那里，发觉马匹和行李全被抢夺一空。 

　　张先生听到他们的不幸，于八月十九日把食物带给他们。但到雁声号，不见一人，只见一个饭煲。张先生爬上屋顶，大声呼喊斯教士，良久，见斯教士从草丛中探头出来。斯教士热泪盈眶，大伙儿进到屋子里，一边吃饭，一边流泪，百感交集。 

　　张先生连日送食，说，如果他们决定逃走，会再给他们找一匹马和需用品。八月廿五日，张先生接到斯教士的口讯，说他不必再去了，因他已用最后的五十两银子买了马匹和粮食，即行上路，兼程到库伦。 

五、为主殉道
　　翌日，县长再派人截劫。这回，他们被劫至只剩下身上的衣服。忠仆「69」（注二）见此，深知非得官府保护，他们是寸步难行，建议他们向县长求派人保护。不然死在县长手下，也总比死在别处好。他们接受他的意见，全体回去见县长。 

　　这时，苏、费两位教士带着骆驼队兼程赶来，听到恶讯，便留下费教士看守骆驼队，苏教士与仆人轻骑赶回福音站。结果，遇上这群生死与共的宣教士，一同于九月十七日被官兵、义和团和云寡妇的人杀害。其中蒙古传道人Boyendelger和他的儿子也一同殉道。 

　　县长继续追杀费教士，又将宣教士们的首级全送上北京领赏。费教士在途中等了两周，才接到仆人带回噩讯，即偕仆人穿过戈壁大沙漠。一场风沙盖没了他们的足迹，追杀他们的蒙古官兵找不到他们。虽然沿途几乎渴死，终于十一月一日抵达库伦，成为报导他们殉道的唯一生还者。 

六、死在蒙古
　　义和团乱后，条约规定要厚葬殉道的宣教士们。清朝派官员往蒙古调查，才知道这批宣教士遇害后，官兵把他们尸体就地焚烧了。政府官员和宣教士代表到遇害地点实地视察，只找到一个妇女用的卷发夹和一只鞋，是唯一留下来的遗物。他们就地挖泥和灰，分成与殉道者的人数相等的泥堆，然后放进棺木里。依照政府所指定的墓园安葬他们，并在包市竖立了一座纪念碑。 

　　当日，Boyendelger的女儿，名叫巴乃耐（Pa Nainai）是全家唯一的生还者。她追述劫后馀生，仍止不住内心的悲痛，不禁泪如雨下。县长潜逃，不知所纵。云寡妇被捕入狱，监禁在归化城里。张先生因与宣教士为友，被洗劫一空，不仅自己损失重大，连斯教士委托他的，全都失去。后费安河教士回瑞典结婚，一九○二年夫妇二人回到扒子补隆建立了一个福音站，殷勤事主，广传福音，直至一九二○年病逝，葬在那里。 

资料来源：
1 . A Flight for Life by James Hudson Roberts ( 1903 ) p.332, 344-348. 

2 . Through Blood-Stained Shansi by Mrs. K. C. Woodberry ( 1903 ) p.120 to 140. 

3 .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by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 190? ) p.80-82. 

4. Fifty Wonderful Years-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Jubilee-1890 to 1940 by O. C. Grauer. p. 236 to 257. 

5 . Fredrik Franson, Founder,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 by O. C. Grauer. ( 1939 ) p.122 to 124. 

6 .【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18-1921 ）by Miton T. Stauffer, printed in Shanghai 1922.

7.中国基督教百年史，汤清着，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初版，第484页和641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一年12月第一版，第217至218页。 

　　（注一）参看一九○五年出版【The Far East】by Archibald Littlepp.182-183。

　　（注二）当小孩子出生时，祖父母年69岁，故仆人取名69，是当地人对祖父母的一种尊崇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