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 Francis Worley (1882-1932) Mrs. Worley, nee Jessie H. Pettit (1886 - ?)

同心事主
　　王廉（Mr. Francis Worley）和丁志貞（Miss Jessie H.Pettit），兩位宣教士均來自紐西蘭，為浸信會會友，熱心事奉，同任教師多年，後加入中國內地會。王教士為慕迪聖經學院畢業生，1911年2月抵達上海，丁姑娘則於1912年1月到中國。他們先後被派到浙江省溫州宣教區事奉。

　　溫州宣教區包括溫州和平陽兩個宣教站。起初，王廉教士在平陽，跟衡平均教士夫婦學習；丁姑娘在溫州，與夏時若教士夫婦同工，負責女學堂工作。

　　他們一見如故，志同道合，於1914年1月在溫州成婚，婚後同在平陽服侍。及後於1920年7月返國述職。

升任溫州宣教區監督
　　王教士夫婦於1921年11月再回中國。同年12月衡師母患癌離世；兩個多月後，衡教士也因心臟病猝然去世，王教士承擔了溫州宣教區監督之職。當時，溫州宣教區約有2,100名信徒，90個福音站，130位華人傳道。

　　1926年王教士報告：

　　「今年我們有58名信徒受洗，在瑞安有35名，為歷年之冠，感謝讚美主！本地及外面福音站共有55間，信徒約1,200人；瑞安佔其中36間，信徒約有600人。可是，死亡和信徒失德而受警戒開除者亦不少，但為著保持教會聖潔，我們必須嚴格執行。

　　大部分福音站均由宣教士去探訪，與當地傳道人會談，支援他們，同時又開辦婦女聖經學校，舉辦培靈佈道會，繼續培訓工作。自1921年以來，今年受洗人數最多，有男21人，女37人。」

上海五卅慘案的影響
　　1925年5月30日，有學生二千餘人在上海公共租界進行講演，以援助當時抗議日資廠商苛刻對待的罷工工人，並要求釋放被捕的學生。英巡捕竟暴力干預，向示威學生及群眾開槍，造成數十人死傷，是為「五卅慘案」。引起全國各地罷市、罷工、罷課，甚至影響到溫州宣教區。

　　王教士報告：

　　「我們一個福音隊在歧頭佈道，有學生禁止我們傳道，要傳講響應上海事件，因為傳道的隊員不知就裡，無法從命。翌日，大群學生起來佔據我們用來佈道的地方，為上海事件呼籲；他們停止後，我們繼續傳福音，仍受到群眾歡迎。

　　因為其他學校罷課影響，我們的學生也跟著離開，但他們數日後又回來，其中不少是家長帶回來。我們的學生很年輕，最年長的才十六歲，實在想不到他們會受排外的影響1，尤其是信徒的子女，但年輕人容易受到年長的挑撥離間。有些學生領袖都不回來，轉到公立學校去，使我們惋惜不已。」

中國內戰的影響
　　「五卅慘案」激起了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亦牽動了北方軍閥大混戰，招致國民革命軍北伐，全國內戰白熱化。

　　1927年2月溫州在戰雲籠罩下，王教士及全體宣教士離開溫州，前往上海，他的家書：

　　「去年12月中旬，我們仍享平安，工作如常，但壞消息傳來，北軍在福建省慘敗，有一二萬軍兵漸向本城撤退，全城震驚，大批市民舉家逃難，一怕軍隊入城搶掠，二怕兩軍在此交鋒，生靈塗炭。其他學校都已關門，疏散學生回家，我們也被迫停學。

　　北軍駐守本城，市政府不僅要供應軍糧，並要支付十二萬元軍餉（當時一元是技工兩天的工資）以換取片刻安寧。但北軍開赴前線後數週，有八百名戰敗的軍隊，倒戈變節，豎起南軍旗幟（即北伐革命軍）佔據全城。他們獲得城內南方人同情，且極力推行蘇聯式宣傳，還派人到福建省邀請南軍入境。軍人更霸佔了女學校和藝文神道學院，後來才遷走，我們的住宅倖免於難，但見此不利形勢，各宣教士均同意全體離境。」

　　其後，王教士夫婦於1927年4月回國述職，至1928年8月回上海。2

溫州信徒的美好見證
　　學校在王教士回溫州前已回復正常。其中一位青年信徒，十二歲歸主加入教會，擔任舍監工作，非常能幹。

　　美孚行招聘職員，廿位申請人中取錄兩名， 該舍監獲聘，薪金比學校高一倍，他決定接受新工作。兩日後，當他知道星期日常要加班，便請辭，上司答允他不用主日加班，還加他薪金超過學校的三倍，把他挽留下來。雖然他賺錢比從前多，但感日子非常難過，便回去見校長，一同禱告後，他用英文寫下辭職信：「請原諒我不能繼續在 貴公司工作，因我決定繼續事奉我的神，帶領學生歸主，敬請多多見諒。」美孚行的上司接信後，說：「我很想聘用一位基督徒，但我體會到他們是把主耶穌放在首位。」

天災與內亂
　　1929年，溫州遇到農業失收的天災，王教士來信談及：

　　「數月前，各信徒為著西北區處於這麼長久的大饑荒中（當年有餓殍一千萬），大家努力捐輸；救濟總會給我們一些救濟金，幫助失收的信徒，感謝主。」

　　1930年5月王教士來信：

　　「宣教區附近各縣的治安情況並不好，盜賊當道，到處都有搶劫、綁架、謀殺等情況，幸城內有駐軍嚴格守衛，比較安全。」

　　1930年冬，王教士夫婦公開信：

　　「本地被盜賊和共產黨，大肆蹂躪，城內是安全的，但城外地區，數月來都動盪不安，出入困難，自5月以來都沒有外出了。宣教區的工作如常，因為教會早已自立，不再需要宣教士幫忙，惟是缺少為期十天的聖經學校。教會長執極力勸止我們外出，以免引起強盜注意，本地傳道人則沒有這樣問題。

　　所謂強盜，實際上多是共產黨，許多還穿著紅軍軍服。目前基督徒還沒有特別被共產黨指名道姓抽出來，但已有不少因著暴亂而家破人亡，還有些遭誣告為共產黨。而教會一位執事則被國民政府拘捕入獄超過五個月才無罪獲釋，又有一對父子被捕數週才得自由。1929年冬失收，許多婦女背著嬰兒，拖著孩童到處行乞，飢寒交迫，流落街頭。市民募捐集資，組成賬災會，做了四個月的賑災工作。我們有機會在災民中傳福音，在附近一間寺院裡，就擠滿了四百人，我們先在孩童中工作，有四十個來參加，到賑災結束時，來了一百人之多。另外王師母、慕姑娘和戴姑娘與一班婦女信徒，也到寺院向婦女傳福音，還到過有千人和1,500人的兩處寺院，我們帶著十八位姊妹，在過百偶像林立的寺院中自由傳道。

　　蒙神憐憫，到了4月，大麥和小麥有大收成。到了7月，早稻亦有豐收，秋稻也有希望好收成，為此感謝主恩。

　　超過五十位平信徒義工參加第一個月舉行之三週聖經學校，姚、胡兩位牧師也加入教授，大家都歡然獲得造就。婦女為期十天的聖經學校，倍受歡迎，但要看準沒有強盜出現才成，像其中一期城外教會舉辦，有51人來就讀，一半是從未參加過的。另有一聖經學校在離城五哩的教會舉辦，準備週一開課，星期四有數位長執表示有點顧慮，認為該處是共產黨據點，外國宣教士不宜出去，應改在南堂舉行，但婦女們希望如期在原地舉行，獲得廿人支持， 結果星期一來了超過七十人。」

虎口餘生
　　1932年4月下旬，王教士見多月來無暴亂發生，便約同胡牧師到較遠的地區，先探訪沿河到低地的兩處教會，然後再南下到訪谷地一帶教會，黃昏回程，乘船將至瑞安，潮水湧至，搖櫓艱難，只好停下等候潮退。

　　約九時半，王教士正想就寢，忽有一小船搖近船旁，隱約聽到：「洋人就在這艘船裡。」跟著小船有人向船夫要點水喝。王教士心感不妙，低聲問胡牧師看見甚麼，胡牧師回答是一小船，載有三人，停泊在距他們不遠之岸邊。王教士回想較早前，這小船一直跟踪著他們，可能有不良企圖。於是吩咐船員立即離岸夜航。當時月明星稀，那小船也沿著岸邊跟來，另有三艘大船，載有三四十人，也隨著而來。王教士作一簡短禱告交託給主後，立刻更衣，胡牧師隨即近前來說：「快點穿上鞋子，上岸去！」船夫同時對胡牧師說：「記得帶你們的錢走！」船立即掉頭泊岸，讓他們二人離船。

 　　他們登岸後怕強盜追來，轉到農田中行，藉稻麥來掩護。深夜二時許，聽到人聲，說：「我們已經四處找過了！」他們屏息靜氣，動也不敢動，實在是太近了。

　　翌晨，他們嘗試找出路，路經一農村，犬吠聲四起，正徬徨之際，忽見一老翁走來，得知他們迷了路，便帶他們到河邊渡頭，原來他們藏匿之處，正是河道一大灣之處，恍如一個海島，因此他們一直團團轉走不出去。他們不禁低頭感謝主的拯救！而船夫早已平安抵達瑞安，一切沒有損失。原來數艘賊船追上船夫，但在船內找不到洋人，便悻然離去。

最後的一封信
　　一個月後，王教士患上支氣管症狀，臥病在床，在6月6日發出一短簡給總部：

　　「上週四下午，婦女聖經學校結業，雖然天氣不佳，常常下雨，仍有81人來上課，全體喜樂融融。」

　　這是王教士最後的一封信。他自病發以後，身體衰弱，體內病菌侵入血液，7月24日，因壞血症離世，時年五十歲；當時有四百名信徒戴孝致哀。王教士在溫州宣教廿一年，遺下王師母一人，繼承夫志留在溫州傳道。

慕傳榮姑娘的悼辭
　　「王教士回天家，我們失掉一位主內剛強的肢體，他在中國生活廿一年，經歷恩上加恩，與主相連。他體會人心，以牧者和咨詢人的身分，聆聽華人領袖的情況，長談而不倦，在教會的重要事工上，他靈巧地用智慧的言語來扭轉局面，甚至最後臥病期間，他仍去挽救了一次分裂教會的事。當王教士掌管平陽宣教站後，便已看出是時候減少宣教士，讓華人同工加增起來。因此，他極力支持本地各教會自立。」

 （作者著有《捨命的愛》及《回首百年殉道血》，並得香港第五屆金書獎殊榮。）

參考資料：
（1）China's Millions，London Edition，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國內地會月刊英倫版《億萬華民》1911年第121頁;1912年第38和175頁;1913年第16，63和180頁;1914年第63和164頁; 1915年第63，128，129和196頁;1916年第101頁;1917年第6頁;1918年第35頁; 1922年第44，45和48頁;1923年第64頁;1924年第155頁;1926年第110頁;1928年第93，138和139頁;1929年第56頁;1932年第136，137，150，151，191，200，203和220頁。

（2）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Toronto: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國內地會月刊北美版《億萬華民》1914年第48頁; 1916年第124頁; 1917年第186和187頁;1919年第6和57頁;1923年第137，155和158頁;1925年第174頁;1926年第54，55，56，138和140頁;1927年第80，85和137頁;1928年第110頁;1929年第61頁;1930年第12和14頁;1931年第4至6頁;1932年第122，123，125，141，142，156和159頁。

（3）China Inland Mission: Register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1854-1948. 《內地會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註冊名錄》

（4）China Inland Mission: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July，1892; June，1895; June，1900; January，1901; July， 1905; January，1910; January，1915; January，1920; January，1925; January， 1931; January，1935; January，1940; December，1946; January，1949 and January，1950.

（5）MacGillivray，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3-1915.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1913-1915.

（6）Boynton，Charles L.: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916-1917.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Book Depot.

（7）Boynton，Charles L.: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918-1919. Shanghai: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8）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923，1924 and 1927. Shanghai: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9）Stanford，Edward: 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8.

（10）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全二冊。

（11）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全四冊。

（12）武月星主編：《中國現代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9。

（13）張東輝等著：《中國革命起義全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14）《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土匪實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2001重印），全三冊。

（15）夏明方、康沛竹主編:《20世紀中國災變圖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全二冊。

（16）花存宏主編：《浙江省地圖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9。

 （17）黃光域編：《近代中國專名翻譯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註釋：
1.是指當時反帝國主義運動掀起全國各處排外的事件。

2.據1928年北美版《億萬華民》第110頁所載，1928年1月回到溫州有白德鄰教士夫婦、師德仁教士夫婦和戴宣恩姑娘等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