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中国学人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不怕遇到激烈的反对者，却怕碰见不屑的冷漠者。对于那些「激烈的反对者」来说，他们至少保持了一种对非寻常事物的自然反应性。他们惊讶于基督福音中那种「非科学」的无稽之谈，竟也可以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中间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他们要上查经班来辩论，要尝尝胜利者的滋味。他们来了，我们也就和他们有了对话，福音也就借此传开了。但是对于「不屑的冷漠者」来说，事情就麻烦了，无论你如何说，他都不听也不辩。例如在面对「这世界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时，这种人既不屑于听基督徒所列举的理由，也无兴趣听无神论者的任何辩驳。他们不在乎各方的观点，那是因为这问题本身的价值性先遭到了否定。他们的理由是：第一，这个问题太玄，不可知。提问者是杞人忧天，因为这是人人会问，独有聪明人不问的事。第二，问题与我们现实生活无关，不实用。知不知道都一样，百姓照样吃五谷，生孩子；读书人照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一类人也不自以为是无神论者。实际上他们只是「神无关论者」。我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项特征紧密相关的。这个特征在中国大陆学者李泽厚处被概括为「中国智慧」的第二大特点，名为「实用理性」。据李认为「实用理性」表现为「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 

　　显然「实用理性」在那些对福音不屑的人中间的表现就是将基督信仰的问题归成了「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在现实生活中将其「妥善」地处理为一个与人不相关的、无意义的问题。其实这种态度既非理性，更非实用。首先从理性的推断上来说，世上决无一个绝对的不可知论者。任何人声称某种事物的绝对不可知性，也就等于同时宣称了他是一个绝对的可知论者。因为这表示他彻底地了解人认识该事物的途径都是封闭的。但绝对地知道（认识）某事的能力都不是有限的人所具备的。基督教声称有关神的存在及其知识并不是由人的发现而来，而是神主动向人启示的结果。除非我们就是这可能存在的神，否则我们如何能代替他来断言，说此事绝无可能呢？ 

　　其次说到实用，按李泽厚的定义：实用是指那些对人事直接有帮助的知识。在那些不在乎基督福音人士的眼睛里，基督教谈的是那虚无飘渺的神，因此就必不和人事相关。其实这又是一大误解。事实上人最关心的一个与己身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人到底是谁？」如果在人之上还有更高被称为神的智慧者存在，那么人向神寻求答案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如果这智慧者并不存在，或者存在而不愿发话，那么人就得独自面对这世界。由此可见，对神是否存在的问题的回答，恰恰关系到人该如何生存的基本方式。我们怎么能说这个问题是与人不相关的呢？ 

　　其实，人之所以要寻求神，恰恰是因为发现人自身的有限和无奈，因为人连和自己最有关的生死问题都无法弄清楚。人要知道「生」──他从哪里来，「死」──他往哪里去。人不能生得莫名其妙，也不能死得不明不白。「生」和「死」就是人「生命方程」的两个边界条件。若我们不知这两个边界条件，人的生命过程就成为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这好比是一个数学上的微分方程，若没有给定边界条件的话，我们只能得出一般形式的通解，而其中的常数却是未定的。常数未定的通解不含任何物理意义，若要赋予这个方程唯一特定的解，则一定要给出其方程在时空中存在的边界条件。同样人生的方程若缺乏对「生」「死」两个边界条件的认定，则人生的意义便缺乏了特定的唯一解。人生结果变成了一个通解，你爱如何解释就如何解释。人类社会中出现的许多哲学、意识形态流派，都是从自己所加的生命边界条件中解出的，例如按照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的说法：人的生存是从一个偶然中存在的自然中进化而来的，而人的死亡则代表了人整个生命的完全结束，此外并无其他特殊意义。给定了这种生命的边界条件，就使我们的人生跌落到一个无可挽救的黑暗深渊。 

　　可是基督徒不会如此悲观失望，因为神通过他启示的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是神造的，人的身体虽然是来自这世界的尘土，但是人却从神那儿得到了永恒的生气，这就是人灵魂的来源。世界虽能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却不能满足人灵魂中的渴望和需求，因为这灵魂唯有回到其真正的出生地（天父的怀里）才能真正安息。基督徒相信人活在这世上只是客旅，肉体的死亡只是人生命旅行中一个重要阶段的结束。这个生命阶段的重要性在于神给每个人以机会来选择他或她下一段生命旅程的方向：或进入到永生，或跌落至永死。我们每个人只有一生一死，没有别的事比它更重要，这是不能否认的。不同的信仰、学说造成人们对生命认识的差异极大，关键的问题是生死的边界条件由谁给出，如果这世界有神，而人由神造而来，这边界条件就得由神而定，也只有神才能定。这是自然的、合理的、逻辑的结论。 

　　我们对此还有什么怀疑呢？被人啧啧称道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用理性」，到底对人生这个最重大的问题给出了什么理性的并且也是实用的答案呢？ 

　　在李泽厚心目中，倡导「实用理性」的开山始祖是孔夫子。孔夫子有许多主张非常好，但却在人如何看待生死的这一大问题上犯了根本的错误。孔子不喜欢他的弟子问有关生死的问题。有一次，一个弟子向他问死，他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其实是说他不知生也不知死。我们当然不能责怪孔子，说他不能给出「生」和「死」这两个生命的边界条件。他比起现代许多自以为是意识形态专家来说要谦卑得多，也诚实得多。孔子的错误在于他不应该在这两个他都不知道的事上，作出认识论和价值性的判断。将人对死亡意义的探求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其实人若不清楚人死后的去向，怎能理解今生的意义。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弟子问鬼神之事，他回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但是人若不认识鬼神的真相，何能以正确的心态对待人事呢？难道我们遇到人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就连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也要连锅端掉吗？我们对孔夫子不能求全责备，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文人学者放着孔夫子的许多好的言论不看，偏偏要将孔夫子失误的地方，拿来大捧特捧，并誉之为中国智慧的特产──实用理性呢？ 

　　中国旅加学者秦家懿曾说：「儒家的贡献是在相对的人际关系中发现了绝对的道德真理──人必须为仁。」从基督教立场看，「仁」是绝对的道德真理，因为这是从神的启示中领受的。但这真理在儒家的体系中却无法找到方法论上说得通的绝对的位置。因为绝对比相对的高得多，人怎能自己在相对中归纳出绝对的真理来？人能在有限中归纳出无限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孔子论「仁」有一百几十多次，却不怎么谈论仁是怎样来的？结果他的学生说：「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为什么孔子不多言天道？其实这与孔子不愿多言生、死、鬼、神的出发点相同。孔子的同时代人子产曾说：「天道远，人道矣。」意思是：「我们人不必操心有关天道的事，只管我们眼前，对人实用的事就可以了。」基督徒相信人道必须是从天道而来，两者岂可对立。人为什么要爱和被爱？爱人之心，恻隐之心从哪里来？一定要挖到终极的根源，这样我们便可以与神相遇。因为造我们的神，他是爱，他是仁义，他是善良，我们从他而造；如此「仁」就有了一个牢固的本体论的基础。可惜孔子没有做到，造成一个极大的缺陷。当然，我们不能因这一点求全责怪孔子，因为神在基督教里的特殊启示并没有临到他。但我们却可质疑孔子追求真理中自我设限的合理性。例如孔子虽然远鬼神，却重视祭祀──祭神，但却不把祭祀看作是真的对神的崇拜，而将其作为教化百姓的手段。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意即神存在与否并无大关系，我们当他存在就是了。真理的客观真实性不重要，你只要主观觉得有神就可以了。他把真理完全主观感受化，人自己就成了一切真理的最后根基。所以人家问他有没有鬼神，他不回答。你认为有就有，重要的是态度要虔诚。这里孔子欠缺的是彻底的求真精神。孔子要求礼乐的教化，祭祀中只要气氛足够，人的情感、美感被满足就可以了。把真理美学化，以美学代替宗教。这事并不是等到民国时，才由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其实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倡导了。

（下期续） 

（一九九五年金山湾区秋令会讲词，经作者补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