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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上期的分享，今期缅怀在内地艰困处境下为主受苦的忠仆——郑惠端姊妹。郑姊妹在1940年毕业于中华神学院，1948年任学联会干事。她在《奇异恩典》一书的见证节录如下：
人心惶惶之际
「1948年秋，我在南京，当时的南京人心惶惶，神让我看到他顾念中华民族的青年，使他们得到圣灵光照，走上光明之道。同年冬，我到福州，市面一片混乱，金融波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人们用银圆当货币，我金银全无，只剩几张成了废纸的法币。
我住在苏撒拿姊妹家，是我们聚会的地方。一天，门铃响了，原来有汇票给我；某天晚上有人来叫门，是米店老板送来三百斤大米。翌日有消息指金铺被封，老板被捕。大米顿成市上流通的『货币』。不久，一弟兄送来四块银圆给我，因当天的工资已改为银圆。第二天，市面禁用大米，改用银圆。
1949年，我要取道香港飞重庆参加夏令会，当时战火临近福州，很难买到去香港的机票。正等候登记时，遇到一位同样去香港的弟兄，他带的钱欠十五元才够买两张机票。我打开钱包看，刚好十五元，多奇妙！
抵港后，我面临两条路：一条是康庄大道，在香港已有人请我去领会；台湾教会也替我办好入境手续，我可在海外自由事奉；另一条则是返回内地的十字架路。主为我的罪被钉死，我用什么报答主？
十字架的道路
1949年秋，我身处当时与世隔绝的成都。秋令会后，我已没钱付饭费。第二天，一位老姊妹给我金戒指，说是神在几年前为我预备的。原来姊妹几年前丢失了戒指，无意中找回，她跪下祷告时，心中有声音说：这是为郑姊妹预备的。
1950年，成都有基督徒大学生冬令会，我负责查经，但无论如何准备，主只给我第一天的使徒行传信息；我为预备第二天的信息暗暗叫苦。岂料第二天清早就被政府停止聚会。
1952年春末，在全市教牧人员大会上，与会者说我是『帝国主义派来的间谍』、『披着羊皮毒害青年的狼』；靠着主，在三小时被斗过程中，他们始终不得逞。接着聚会场所被收回，我们另租地方聚会，后靠一群穷学生努力奉献，才顺利买了聚会地方，聚会人数增加。不久，官方勒令我们停止聚会，几个月后又准许恢复；最后，聚会被迫停止，但公园、茶馆、家庭成了聚会场所，主亦与我们同在。1953年，畅销全国的《新希望》期刊大肆声讨属灵派，我被冠以『成都市属灵派头子』的称号，关心我的肢体都为我恳切代祷。
1954年春，我到广州讲道。神赐下的信息是：『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参玛一2-3）。这篇讲道被曲解为『反苏（苏联）言论』1，我进入教堂传福音的门被关了，只能在住所等地方传福音。1957年，政府已开展了『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的宗教政策（简称三自运动），大学团契处境日益困难。
无惧连番提审
1958年3月，我被上海巿公安局的人逮捕，我请他们让我做个祷告便走，他们不答应。我一上轿车就被喜乐的灵充满，不住赞美主。虽被禁止，但仍放声高唱，直到进入第一看守所。按照监规，我要静思己过，第三天早上被提审。审讯员问：『你知道为何叫你进来？』我说：『我不知道，正想问。』这回答激怒了审讯员，他大喊：『你还问我！是我提审你还是你审问我？』第一次审讯就此结束。
第二次提审时，他问：『你在全国几所大专院校有工作？』我答：『六十六所。』『你一定很了解大学团契的情况，是吗？』『都知道，但我不告诉你。』『你好大胆！胆敢这样说！』我不回答，任他发怒。
第三次提审时，他问：『为什么不结婚？是你信的神叫你不结婚？』我说：『这与我的案情无关。』他就一声不响了。
第四次提审时，他问及弟兄姊妹的情况，我说：『没这回事。』他说：『材料都在这里，无风不起浪！』我说：『按你的逻辑，「捏造」二字应从字典上删去。』他瞪眼看我说：『你很会说话！』
我本是拙口笨舌，所说的话都是主所赐的（参太十18-20）。从此，主禁止我的口。后来的提审我都一言不发，审讯员着急了。为坚持信主，我戴着手铐，睡冷硬的水泥地，如此熬过一年又两个月铁窗生涯，而狱中有六人受感动信主。
试炼意志更坚
1959年5月，我从上海提篮桥监狱派到安徽省一个荒芜的农村，八个月后，被调往淮南市最穷苦的地方，劳改五个月，再调到万头猪场。一年多后，被押解到卫生环境极差的黄山茶林场。
辗转不同劳改场期间，曾患夜尿症，心脏病，药后昏迷等。一天午夜后，我还在高烧，就被送回上海第一看守所，说要复查原案。接着七个半月，干部整天对我施行阶级斗争和爱国主义教育，但我意志坚定。
然后，审讯员和我摊牌：『逮捕你时，我一看见你就器重你，你年轻、漂亮、有口才，又有恩赐！』我指着他说：『这简直是对我的诬蔑。』他说：『按你的性格，做什么都会成功。为何偏要传教？做个马列主义宣传员，该有多好。只要你思想转变，反革命的帽子是公安局给你戴的，也可以给你摘掉。只要你肯合作，我们就可以平起平坐。』我说：『我不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天父呼召我做传道，我不为政权服务。』
又一次，审讯员对我说：『你们教会里有为我们通风报信的人，我希望你也参加这种工作。我是你的领导，你要绝对服从；我教你讲半句话，还有半句留下让你讲；出去以后，住在给你预备的地方，仍可替别人祷告，讲属灵的话，但要向我汇报。工作得好，不仅立功赎罪，什至有出国的希望。』我坚决不从。
再次提审时，审讯员问：『你改造六年了，有什么收获？』我答：『过去风闻有主，六年改造使我亲眼见主』（参伯四十二5）。他大怒，请我再考虑和他们合作，我摇摇头。面临试探时，连摇头都是神的恩典。
他派三个人把我送回黄山茶农场。服满七年刑期，继续「留场就业」。随后调到安徽省立新农场整整十年。若不是恩主亲手带领，必无法渡过这漫长且艰巨的岁月。
1977年冬，心脏病复发，随时有生命危险。领导批准我去厦门就医，弟兄姊妹送我到福州，弟弟专程接我回故乡南屏。探亲期间，适逢农场准许老弱病残者迁出户口，我合乎这规定，弟弟一家更希望早日团聚，却被县公安局拒绝。
1979年元月，周则信、叶蓓吴夫妇寄信给我，内附一份申请书，云：『郑惠端是我的义母，年老病重，不能劳动，请求领导准她回家；她的住房、生活都由我负责。』周弟兄十九岁上大学一年级时，我到周家，周母因我做青年工作，便把他交给我。我想，义母义子不算亲属，一个『反革命』政治犯，能由非亲属关系的人收容吗？再说，他们收入有限，上海生活费高，怎能养得起我？于是我藏起申请书。
一个月后，我让一位来访的干部看这申请书。『回上海？你做梦也别想！』她摇头说。同年3月，队医给我量血压后向领导说：『郑惠端病危，让她到上海医治吧！』干部立刻批准，并安排我与一位青年同行。抵上海后，病情严重，只能躺着或坐在沙发，全身浮肿，吃了百多天中药才消肿。
4月中，周弟兄夫妇再写同样的申请书，户籍警阅后说要报户口进上海并不可能。当晚，我们一起恳切祷告。6月，户籍最终获批，我要回农场办理离场手续，再把户口报进上海。7月病情转好，周弟兄陪我到安徽省办手续。消息轰动了农场里的人：『有那么好的义子？只有基督徒才这样做！』」
郑姊妹经历了二十一年漫长的烈火试炼，仍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结果纍纍。
站稳在风雨中
笔者不厌其烦地摘录弟兄姊妹留下的见证，乃因他们见证了当年内地信徒为主受苦的实况。谨以一位在内地经历过苦难的肢体写给笔者的劝勉，作为本篇的结束：
最坚实的树木，
不是生长在森林的庇护下，
乃是暴露在狂风暴雨中。
最高的事奉，
不是在平安稳妥的景况中，
乃是在风雨的最密处。
最深的敬拜，
不是在安逸富足的环境中，
乃是在烈火的撕裂中。
（作者着有《舍命的爱》、《回首百年殉道血》（荣膺香港第五届金书奖）及《昔我往矣——温州宣教士行传》）
注释：
1. 当时中共政府强调学习苏联经验，以苏联为老大哥；指郑姊妹讲道别有用心，是暗骂苏联的反苏言论，罪名不轻。
参考资料：
郑惠端着。《奇异恩典》。美国：中国基督福音事工会，20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