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發展,往往不是隨人主觀意願的,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就是一個例子。
武昌起義 武昌的新軍原計劃在10月6日中秋節晚上起義,因準備不足,將日期推遲至10月16日。豈料,10月9日在製造炸彈時發生意外,有人被炸傷外,更惹來俄國巡捕搜查,抓獲起義的文件、名冊和旗幟等。清政府知悉,隨即下令戒嚴,開始搜捕革命黨人。當晚,就有三人被捕,並於10月10日早上斬首。
新軍班長熊秉坤等人見形勢危急,遂決定提前起義。10月10日晚上,他們打出起義的第一槍,先佔據楚望台軍械庫1,跟著攻打湖廣總督府。次日黎明,已佔領了總督衙門。
10月11日上午,武昌光復,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廢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革命浪潮瞬間席捲全國。七個星期後,十五個省相繼宣布脫離清室獨立,只餘甘肅、河南和直隸仍然效忠。
烽煙再漫宣教魂 對西方宣教士來說,庚子拳亂才過去十一年,他們正為陣痛以後,許多宣教站被重新建立,有更多的人願意接受福音而感謝讚美。就僅僅四年前,在上海舉行的「基督教在華傳教一百年」大會上,其中一項議決就是差會要協助中國教會儘快實行自傳、自養和自立。只是,不旋踵,又爆發了辛亥革命。神的工作會否就此受到阻撓呢?
革命期間,各國領事均勸告宣教士的家眷孩童,以及單身女宣教士等,退到上海避難。那時,零零星星的消息從各處傳來:長江流域的傳教活動被勸籲停止;有信徒被逼迫及殺害;西安有宣教士和他們的孩子被殺。縱然如此,仍然有宣教士堅持在混亂的局勢中,奮力為主作工。其中更有宣教士救助受傷的、逃脫的滿人,甚至在他們和革命軍中間,充當談判的中介角色。
烽煙過處新機現 革命浪潮並沒有中斷宣教工作,相反,舊政權和革命軍都怯於宣教士是外國人的身分;尤其是革命軍,他們許多都是從宣教士那裡開始接觸新知識,吸收改革思想的。況且,大部分信徒都支持新政府。
事實上,革命軍中亦有為數不少的基督徒,拿著槍桿去驅逐韃虜。據資料顯示,單是惠州之役,參加的信徒就佔百分之三十2。於新政府裡作事的信徒,更不在少數。在1912年的廣東省各級政府官員中,基督徒人數達百分之六十五3,相比當時信徒只佔全國人口的萬分之三,這是個甚為可觀的比例。
為數眾多的信徒和基督徒官員,倘都為主作鹽作光,其影響力是無法估量的。新政府成立後約六個月,南京各教會就發起「為國公祈大禮拜」。翌年更由國務院通電全國各教會,特別為國家祈禱。為此,宣教士亦紛紛致電回所屬國教會,邀請遠方信徒舉行特別聚會,為中華民國祈禱。
歷史舵手導永恆 辛亥革命似乎在一個未及周詳計劃的偶然中,鑿破了舊有秩序,弄致人心惶惶、驚恐萬分;許多人在混亂中失去性命,甚至宣教士亦在所難免。可是,神的手始終掌權,歷史也因此有其必然發展。我們看見屬神的宣教士,堅守崗位,各司其職,忠心為主作工;我們看見屬神的子民,堅忍地守望家國,更恆切地為祂的國度禱告。他們都確信,神的國度必然到臨,因為一切國度、權柄、榮耀都屬於祂。
註釋: 1 楚望台位於武昌梅亭山,清末時,是湖北新軍的軍械庫。庫存德國、日本及漢陽造步槍數萬支、炮百餘門及大量彈藥,為當時國內最大軍火庫之一。
2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初版﹙香港:天道,1988年3月﹚,頁121。
3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初版﹙中國:上海古籍,2004年4月﹚,頁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