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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的突變和退化器官

   

  進化論的致命傷是找不到過渡生物,救星卻是突變(Mutation)。1895年荷蘭植物學家得弗萊里斯(De Vries)提出突變理論,作為遺傳基因(gene)變異的原因。他指出,一個遺傳基因的化學結構,偶然會發生微小的變化,即所謂突變。突變能在動、植物,甚至人體上發生,使生物身上產生生理變化,並且這個變化還會藉基因遺傳後代。這突變理論馬上被認定是推動進化過程的主要機能(mechanism)。

  遺傳基因在大約一千萬個複製過程中,遇到完全偶然的時機發生突變,即基因在複製過程中出了差錯,且絕大部分突變結果是有害的,會產生軟弱的動、植物,或病態、畸形的生物。它們往往無法在生物種類裡生存,終究會被自然淘汰。

  達爾文卻相信鯨魚可由黑熊演變而來。他在《物種起源》的第一版中表示:「看見黑熊張開嘴……游泳幾個小時,從而像一條鯨魚一樣,捕捉水中的昆蟲。即使在如此極端情況下,如果昆蟲的供應不變,又如果在鄉村裡沒有更加適應的競爭者,我不難看到,在比賽中通過自然選擇,熊在其結構和習慣上會愈來愈像水族動物;嘴巴愈來愈大,直到最後變成一個大怪物,叫做鯨魚。」

  這種滑稽的臆測,應該不是科學吧!可是達爾文的追隨者不但相信這個,還相信「良性突變」使生物變得愈來愈複雜。事實卻是:愈來愈多的科學家發現,原來合成論(Synthesis theory)與化石記錄一樣漏洞百出。

  再換一個角度看,上帝給我們留下來的證據是:有生命的細胞近乎完全精確(near-total fidelity)地自我複製。它的誤差低到沒有任何人造機械可比擬。除此之外,還有內在的約束(constraints)。植物長到一定的大小,就拒絕再生長。遺傳學的研究發現,在任何人為設計的環境,蒼蠅都拒絕跨越蒼蠅的類別。遺傳系統最優先的順序是固守組成和穩定化。

  達爾文最熱衷的支持者的孫子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發現育種者的變革有極限。他在1942年說:「儘管經過長期不斷的努力,育種者沒有給世界帶來藍玫瑰和黑鬱金香。偏藍的紫色(bluish purple)和深青銅(deep bronze)的鬱金香是育種者長期不斷努力的極限。真正的藍與墨黑(jet black)已經證明是不可能的。」赫胥黎認為,這有限的變異是由於「缺乏可塑性」(modificational plasticity),變化只能達到這程度。換句話說,不同種類的植物在這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赫胥黎還說:「有些植物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中(a wide range of environments),仍然『極其穩定,毫無改變』。」

  稀有的誤差真能造成新生命品種的出現嗎?盲目的基因突變與其速度真能促成大進化嗎?

  發現盤尼西林的醫治性能而獲得諾貝爾獎的柴恩博士(Ernst Chain)在1970年斷然否定,說:「我覺得,把適者生存與發展完全歸結於機遇突變(chance mutation)的主張,是毫無根據的。這是一個與事實完全無法協調(irreconcilable)的假設。這些傳統的進化論,把極端複雜和精細的事實(immensely complex and intricate mass of facts)過分簡單地概括起來。令我驚奇的是,在這漫長的時間裡,這個理論竟然被這麼多科學家欣然地、毫無怨言、不加批評地吞嚥下去!」

  的確如此。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裡也坦白承認:「若我們能展示任何存在過的器官,這不能可藉著許多持續的微小變化(numerous successive slight modifications)而形成,我的理論就絕對會瓦解。」事實就是:任何生物的器官,根本不可能藉著持續的微小突變而形成。除此以外,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又分析了人類「退化器官」的解剖學特徵,並將這些所謂「退化器官」視為進化證據,最能說明自然淘汰和用進廢退。他將這些特徵稱為「無用的或近乎無用的,因此不再受自然選擇的支配」。

  想不到的是,2009年7月30日的《國家地理新聞》報導說:「研究發現,退化器官畢竟並非完全無用(Vestigial organs not so useless after all, studies find.)。」闌尾、扁桃腺,各種看似多餘的部分,曾經一度被認為「即使不是完全沒用,也是身體的多餘部分」。可是隨著科技進步,研究人員已經發現,這些所謂「垃圾器官」其實都在勤勞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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