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成家
　　聖經說：「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徒十35）從內地會來華的夏道香教士與師母，分別來自德國和瑞士，是少數來自歐洲的宣教士，均把生命獻在中國。

　　1907年，李紹香姑娘與一群宣教士同船離開英國，在揚州語言學校受訓後，前往江西省南康府宣教站，與寡居的陶善鎔師母同工。夏道香教士原是一位機械工程師，後奉獻讀神學受造就，1908年前赴上海。在安慶語言學校結業後，被派往臨江宣教站，常與陶師母來往，有機會認識李姑娘，彼此成為密友。

　　李姑娘和夏教士在中國開始宣教時，正是革命風起雲湧之際。1908年光緒、慈禧先後兩日病逝。在那混亂的日子，李姑娘見自瑞士來的海姑娘可與陶師母作伴同工；便與夏教士籌組家庭。同時，臨江宣教站的寶錫恩教士夫婦退休回國，交夏教士主持。1911年，他倆在上海舉行婚禮，蜜月後回臨江，負責整個宣教站。

英年早逝
　　夏教士夫婦主持臨江宣教站至1919年，夫婦二人因離家已逾十年，遂回德國述職，臨江宣教站暫時關閉，述職完畢，才重開宣教站。期間，1911年臨江宣教站和福音站共六人受洗；1913年共九人；1914年共十四人；1916年共十人；1918年共十四人¹。

　　1924年7月，夏教士夫婦到洋湖福音站主持主日崇拜，回家後開始發高熱，病情愈來愈嚴重， 8月2日，夏師母來信說：

　　「我們早上有一個屬天的團聚，一起唱詩、禱告、談到主的事和與主同在的榮耀，我丈夫還把〈耶穌，愛我靈的主〉（Jesus， Lover of my Soul）從頭到尾唱一遍，他面露微笑，想到就快見主是何等快樂啊！」下午，夏教士開始神智不清，他念念不忘在新余開始的福音工作。翌日他還認得圍著他的親友，夜幕低垂，剛過子夜，他便平靜地安息主懷。」

　　想不到，夏教士年僅四十三歲，卻染上瘧疾不治而離世。

夏教士的信
　　夏教士只留有一封信，就是1923年他的工作報告：「9月23日，我們準備在臨江洗禮，可惜得很，因今年瘧疾流行，全部受洗者都病倒了。

　　10月7日，一年前開展的新余福音站，今天舉行第一次洗禮，可是受洗者因病或在養病中，無法前來；無論如何，八男三女共十一人被接納加入教會，為這一年的收穫感謝主。他們是我們的喜樂，大多數每晚都有來聚會。」

開辦新余宣教站
　　夏教士離世時，仍念念不忘新余福音站，夏師母憂傷之餘，便定意前往新余，開一個新宣教站，繼續亡夫心志。當時，一切都配合，司教士夫婦述職回來，代替夏師母主持臨江宣教站，夏師母、石姑娘和盧姑娘三人，於1926年遷往新余，開新宣教站。

　　夏教士去世時，德國的傅守德教士常來協助夏師母，1926年與盧姑娘成婚，加入新余宣教站工作。

夏師母第一封信（約寫在1927年6月初）
　　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進入南京，劫掠英美日領事館及襲擊外國人，英美軍艦即向城內開炮，史稱南京事件²。英美等國從內地撤僑，瑞士和德國在政治上沒有與中國敵對，故新余宣教站一切如常。

　　「我們的退修會昨日圓滿結束了，感謝主聽了我們的禱告！農村信徒來聚會時，本地國民黨黨部在街道上舉牌示威，警告信徒『大大醒覺要回過頭來』，同時還用計謀來拆散整個聚會。然而，與他們敵對的黨部卻結集了大批人馬，令到他們忙於自身安全而忘記了我們³。一位老弟兄，聽到基督教教堂要被封閉，便說：『教堂雖被拆毀，但不能把我心中的信仰挪去。』

　　在見證會中，有弟兄說：『我信的不是耶穌堂，而是主耶穌！』這是最好的答覆，因為只有信靠主耶穌，才能面對將臨的試煉。」

夏師母第二封信（約寫於1927年7月底）
　　「我們的外牆第一次被貼了反基督教的標語，但我們仍能享受平靜的生活，這是神在工作之故。

　　6月，有十二男七女受洗，其中包括一年輕農夫，都是觀巢初結的果子。若我們沒有人在那裡，這年輕農夫就去主持聚會。他很苦幹，為了找時間去做主日崇拜，他平時要加開夜工；他父親不准他星期日整天在教會，但他利用五月節假期來工作，好讓他能換得一天的自由赴主日崇拜。多希望教會有更多這樣優秀的年輕人。」

夏師母第三封信（約寫於1928年3月初）
　　「我們存著感恩和讚美的心，結束了一個年度，主保守一切工作和工人，度過政治動盪和治安不穩的境況。

　　今年一二月時特別緊張，水北的反基督教行動升級，信徒預備為主付出一切代價，當時大夥群眾正要襲擊他們，惟有靠禱告之際，忽聽聞有一隊盜賊入侵，烏合之眾便立刻四散。其中一位受命要殺害信徒的，卻自殺死了，鼓動這場群眾起事的，乃政府學校一些年輕教師。事後，宣教士到學校作友誼探訪，詢問他們為何如此敵意？他們無言以對，面有愧色，事情也就平靜下來，福音工作也繼續下去。信徒仍如往日一樣，受家人逼迫，有一婦人每次來聚會，回家必受罵，甚至毆打；她信主之前，丈夫從來沒有打過她， 她對丈夫說，縱使她被打死，她仍堅信不移，我們為她丈夫禱告，希望他早日歸主。」

夏師母第四封信（寫於1928年3月）
　　「農村西岭有兩位女信徒和數位慕道者，被族人強迫拜偶像，不順從的話，便趕出宗族，由族人均分她們家產。有兩信徒和一慕道者均是寡婦，嚴辭拒絕跪拜偶像。

　　兩信徒家境貧寒，但那慕道者擁有田地和房產，村長立時責打她，分了她的田地，從族譜中除去三人名字。除最年長的留下，兩婦女往水北福音堂求助，村人見留下的老婦已身無長物，就恐嚇要將她碎屍萬段，但她用微笑回答他們。

　　福音堂的信徒得悉後，催她們二人到新余找我們，我們對她們說：無法找政府來主持公道，但我們可以一起禱告，求神指引。

　　翌日，三名男信徒從水北下來，聽到我們如此做，非常不滿。但就是祈禱，神就為我們作工了：兩婦人離村那晚，族人議決先宰殺年輕寡婦的一頭豬，再去分她的家產，把她的房子燒掉。正談得興高采烈時，一村民說：『這樣下去，你們有沒有想到後果會如何？』眾人立即醒悟，知道違法，大為恐慌。

　　他們立即分散回家，翌晨即差人四出找這兩婦人回來，得知她們去了新余，眾人更驚惶失措，每個家庭都去找那留下來的老婦，說與這事無關。村長自知不妥，躲藏起來，但大夥村民湧進他家，逼他出來解決，以免全村受到法律制裁。

　　他們先找留下來的老婦，懇請她去新余求情，並找兩村民做代表，用木頭車送她下去。抵埗後，兩村民不敢進來，直等我們邀請他們，並同意：從今以後不強迫任何人跪拜偶像，也不妨礙任何不同信仰的人。

　　請想一想我們會怎樣高聲讚美主呢！先前三位怒氣沖沖的弟兄也感到無地自容。『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四十六10）這功課我們要永遠記得。」

夏師母第五封信（寫於1930年6月）
　　「現在很難獲得可靠的政治消息，看來我們似乎沒有甚麼危險。第六福音隊的蕭先生*讓兩位從新余來的隊員，去探訪各福音堂。回來後就是暑假了。這兩位隊員會幫助我們一些工作，我們還沒有一位適合的華人同工，但繼續求主，賜祂所揀選的給我們。」

夏師母第六封信（寫於1933年六月）
　　1933年4月蔣介石復至南昌，預備對紅軍進行第五次圍剿，夏師母與石姑娘留守新余宣教站，只派華人傳道到各福音堂工作。

　　「在水北附近地方，主聽禱告，用大能使瘸子行走、鬼附得釋、失物退還。有一位慕道的傅太太*被偷了廿八元，誠心禱告，結果那小偷進賭場時，被人認出，就願意歸還，事情就如她所祈禱的了結。另一慕道者是富有寡婦，久病不癒，無法行走，聞信徒講主能醫病，心裡接受相信，果真起來行走，一週後連拐杖也不用。一名病重的青年學生，聞此喜訊，立即相信歸主，也蒙主醫癒，並且得救。這些信徒和慕道者，均要求差派工人到他們那裡去。」

夏師母第七封信（約寫於1937年冬）
　　「最近我到一處新地方名叫三岭，那裡有不少慕道者，都是因一位去年受洗的老婦人的見證。那位老姊妹在受洗時，被考問信德，有數個問題她都不能回答。她說：『我真愚昧，無辦法知道這些答案，我只知道主耶穌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她走遍鄰近的鄉村，把她所知道的主耶穌福音傳開，三岭就是她所結的果子。現在那裡有十個家庭歸主了，他們渴望村內有主日崇拜，因為在悌村*聚會的地方太小，不能容納這麼多人。」

夏師母第八封信（寫於1938年）
　　經過十多年的耕耘，新余教會漸漸增長，接近自養自傳的地步，當時日軍已侵佔江西省九江市，控制長江一帶。

　　「我們慶祝豐收感恩主日，收到五十二元奉獻，專給福音隊佈道之用。有人奉獻金錢，有奉獻農作物，婦女們獻上針織品，一下子就賣光了。真是一個歡樂的日子，大家都享受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喜樂。各處福音堂，也同樣舉行感恩會，沒有暴飲暴食，大家聚在一起，為主獻上讚美、感恩和捐贈。」

夏師母最後的一封信（寫於1941年春）
　　「宣教區西北部的歐里，由同工謝先生*領導群羊。謝先生原是一位風水師和卜卦家，信主後，立刻放棄以前的工作，燒掉有關書籍和器具，邀請福音隊到他的鄉村佈道，領了多人歸主。其中一位遠近知名的拳師患了重病，眾信徒常去探訪他，起初拒絕福音，慢慢也接受了主。使歐里許多鄉村開放，歡迎謝先生去傳福音給他們。」

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犧牲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日軍攻進北京後，中國宣布全面抗戰。1941年8月7日，日本軍機對重慶施行所謂「疲勞轟炸」，晝夜不停。上海內地會總會接到一份電報：

　　「江西省新余市在8月8日遭日機轟炸，夏師母受傷，8月13日因傷重離世。」

　　夏師母在江西省工作了卅四年，離世時五十六歲。夏教士夫婦留下來的記錄雖然不多，但他們擺上生命，為主傳福音給我國人，足令我們肅然起敬了。

（作者著有《捨命的愛》及《回首百年殉道血》，並得香港第五屆金書獎殊榮。）

註釋：
1 此後《億萬華民》再沒有登載這地區的受洗紀錄了。

2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第164頁。

3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第207至209頁記載：「1927年5月27日，朱培德查封南昌共產黨之三民日報……5月29日，朱培德遣送政治工作人員142人（均共產黨）離江西……江西省黨部改組，劉一峰、王枕心、姜濟寰、王均、羅石冰、李松風、方志敏、朱克靖等為執行委員（大多為共產黨）。」由此可知當時國民黨內，有許多共產黨人，形成黨部內兩派相爭的局面，也解釋了夏師母信上提到在新余的遭遇。

＊是作者音譯之名，因無法找到中文名字。其他無*者之宣教士，均是他們在中國時用的真正中文名字。

參考資料：
(1) 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國內地會月刊英倫版《億萬華民》1903年第106和169頁; 1904年第3,17,99和142頁;1905年第18頁;1906年第73頁;1907年第4,148和153頁;1908年第21, 147和163頁;1909年第117頁; 1910年第48,175和186頁;1911年第187和191頁;1912年第147頁;1924年第164頁;1928年第55頁;1929年第31頁;1931年第11頁;1933年第174至175頁;1935年第233頁;1938年第11至12頁; 1939年第7頁; 1941年第45和76頁;1942年第5頁。

(2) 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Toronto: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國內地會月刊北美版《億萬華民》1903年第134頁;1911年第111頁; 1913年第97頁;1914年第106頁;1915年第47和154頁;1916年第127頁; 1917年第128頁;1918年第144和159頁;1924年第61頁; 1927年第130,145和170頁;1928年第109頁;1930年第152頁。

(3) China Inland Mission: Register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1854-1948. 《內地會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註冊名錄》。

(4) China Inland Mission: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June, 1900; January, 1901; July, 1905; January, 1910; January, 1915; January, 1920; January, 1925; January, 1931; January, 1935; January, 1940; December, 1946; January, 1949 and January, 1950.

(5) MacGillivray, 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3-1915.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3-1915.

(6) Boynton, Charles L.: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16-1917.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Book Depot.

(7) Boynton, Charles L.: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18-1919. Shanghai: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8)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23, 1924 and 1927. Shanghai: Kwang Hsueh Publishing House.

(9) Stanford, Edward: 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8.

(10)江西省測繪局編製：《江西省地圖冊》。上海：中華地圖學社出版，1996。第13,15,22頁

(11)武月星主編：《中國現代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9。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全二冊。

(12)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全四冊。第二、三冊

(13)地圖出版社編製：《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