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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倾向往前看：为前景忧虑，为将来打算；身为信徒，会强调死后的盼望、将来的天堂。对于过去、历史，我们很多时缺少认真的反思和重视；更往往贴上「陈旧过时」、「背诵困难」、「缺乏意义」等标签。
这是叶菁华老师的「基督宗教研究的方法和範式」课内其中一堂。这一堂，他找来邢福增老师，介绍研习历史是一回怎样的事情。邢院长在课堂一开始就这样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应该有一个历史的视角去看问题和事情。」他续道：「何不多读点与牧养、圣经或神学思想有关的科目呢？历史，既是已发生的事情、已过去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费时阅读、研究？」邢院长这番话，大概说出不少同学的心声。
说不到故事的遗憾
邢院长说，当读到前台湾文化部部长龙应台所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的一段话时，感受尤深。「等到我惊醒过来，想去追问我的父母是什么来历的时候，对不起，父亲，已经走了；母亲，眼睛望着你，似曾相识的眼神彷佛还带着你熟悉的温情，但是，你错过了，她的记忆，像失事飞机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样，纵入茫然——她连最亲爱的你，都不认得了。」
但龙应台的遗憾，不止于说不到自己的根源故事，也在于她令自己的下一代，说不到他们的故事。
历史因时间而生，历史也在时间中被冲逝——不珍重它，等于让它被无情冲走。更叫人扼腕的是，连带我们的根源故事、存在感，下一代对他们自己的认知和理解，也在时间的流逝中被一并冲走；剩下的，就只是心中那带不走的遗憾、无奈与失落。
评价的座标
「研习历史，是一个串连的功夫。」邢院长这样说。我们如何理解某事物的历史，根本地关系到我们对自己、世界并其他生命的理解。于是，这种串连的功夫，其实是建构了我们对某事物的认知。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某程度上，我们能决定某些事情的发展，然而，我不会天真地认为我们就不会被历史、生下来被注定的独特处境所影响。人和事的出现、经历，往往是由不同的大环境引致，什至决定；人在其中，是被动，亦感无奈。
研习历史，究竟会令一个人变得更忍耐、体谅他人的过错？还是会令人多添一份「历史包袱」，认为凡事要慢慢研习、耐心一点、「睇定尐」，以致情况已变得非常恶劣的当下，没有对人、事、物发出半点批判的声音、提出改变现状的建议？我想这问题大概是在考验和挑战历世历代中每位研习历史的人，诘问他们是否具备审慎的目光、准确的判断力，以及敏锐于时代和世情的触觉。
历史的三个音调
「我颇喜欢引用学者柯文（Paul Cohen）的看法，以说明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邢院长说。柯文提出可把历史看为音乐的三个调子：事件（event）、经验（experience）和迷思／神话（myth）。柯文表明，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其实如音乐一般，由以上三者一起谱出。
历史作为事件这说法，不难理解。忠实地表达一件事情如何发生，是每位研习历史的人的责任。然而，柯文指出不少历史学家的弊病：只顾寻找所谓「客观」的历史细节，却忘了当时人对该历史事件的个人、主观的内心感受。其实这些同样非常珍贵、得深究和保存的。以「义和团事件」为例，究竟，当时人们为什么那么敌视基督宗教？他们内心的感受究竟是怎样的？他们信奉的神明，又跟他们当时的心里状态和社会处境有什么关系？
柯文提出「经验」这历史音调，重要之处在于点出不少研习历史的人的盲点：记忆，永远都包含记录者的主观感受、经验成分；所有第一手史料呈现的，总有描述和记录者对某事情的个人看法和体会。还有是，研习历史的人，多少受其当下的处境影响；又或因希望令过去的事件在当下变得有意义，便对某些历史事件作出了有所选取或侧重的理解和表达。
因此，研习历史的人，应时刻意识到自己永远是在「事件」和个人「经验」这两个音调之间徘徊往返，并要谨记在当中作出最敏锐、最诚实的探究和表达。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诚实的。当有人把某历史事件神话化或妖魔化，第三个历史音调就会出现。柯文指出，义和团被中国当权者神话化，成了爱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英雄；相反，西方国家则视义和团为「黄祸」，认为中国是野蛮落后之地。
为什么要读历史？历史有三个调子。但我们往往不是忘记这些提醒，就是没有认真把这三个音调分辨清楚。「研习历史，就好像查案一样。」邢院长说。读历史的一个重要任务和意义，就是要辨识、解构过去发生的事件；既去除不必要或具破坏力的神话，也尝试平衡地表达客观的事件及人们的主观感受，以及作出分辨。
抗衡霸权论述并带来救赎与盼望
地上政权，往往有一种抹掉或窜改她管治下人民其真实历史面貌的倾向。所以，如能正确梳理并摆出抗衡政权诠释的另一种历史诠释，供人们看见和理解，这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抗衡霸权的表现。
邢院长在第十届「笃信力行」讲座中，引用了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二战时集中营幸存者维瑟尔（Elie Wiesel）提及的一个故事：一位名为巴闪脱夫的伟大拉比，肩负促成弥赛亚来临的使命。由于他尝试插手干预历史，结果受到被逐的惩罚，什么都被夺去，只剩下一位仆人陪伴在侧。这仆人恳求拉比施展法力，带他们回家，但巴闪脱夫说：「我已忘掉所有东西，再没法力可施。」拉比请仆人向他诵读任何一篇祷文，但仆人表示，他除了希伯来单字外，什么都遗忘了。拉比想到，不如就请仆人把字母逐一读出，让他可跟着念。当仆人读出字母时，神奇地，拉比慢慢地重拾法力，寻回了记忆。
原来，认真研习历史，有其信仰实践的意涵；正确地记忆，原来是一种救赎的力量。正确地记忆之所以能带来救赎，因它带领人脱离霸权制造出来的幻象，重拾自己的真实面貌与身分；同时，它能感染他人，挽回人性。维瑟尔说：「过去的反面不是将来，而是遗忘将来；将来的反面不是过去，而是遗忘过去。」
犹太民族在被掳期间强调「分别为圣」，着重传统，强调礼仪，着紧自己民族的历史，因他们希望保住和挽救自己的民族身分。更重要的是，时刻回忆，是要提醒自己；在昔日最恶劣的环境下，我们仍然体会上主的恩典和看顾；如今，面对眼前的困境，盼望，仍然是存在的。
过去的回忆，和将来的盼望，存在着一种吊诡的关系——「没有回忆的盼望，就如没有希望的回忆一样。」（Hope without memory is like memory without hope.）
没有回忆，我们就没有希望。
拒绝遗忘伸张公义
写作本文时，刚过了「六四事件」二十七周年纪念。今天，香港有一些年轻人指今时今日悼念「六四事件」，已没什意义；与其「行礼如仪」，香港人更应向前看。我非常体会和欣赏他们着紧香港前途的态度。然而，若因此忽略什至抹杀追忆和悼念的价值，却事事讲求未来策略、探讨我城命运，其实是一种很不人道，并且是相当自私的表现。
神学家沃弗（Miroslav Volf）在《记忆的力量：在错误的世界，迈向盼望》提到，力求真实地回忆事情，本是一种道德责任。
原来，扭曲或遗忘历史，会令一些人受到伤害，特别伤害那些含冤离开世界的受害者家属和朋友。公义未在世上得到伸张，真正的复和未在人间出现，扭曲或遗忘历史，等于对受害者及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作出第二度伤害。沃弗认为，力求真实地阐述历史，这行动本身就是在实践公义，因为此举让受害者和其家人明白，他们的冤屈，没有被忘记，他们对公义的渴求，有人在旁帮助，推动成全。
探索真理的灵修旅程
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也涉及我们对待真理的态度。
沃弗在书中指出，若我们认为已弄清和握有真相的全部，我们就容不下其他人对同一历史的另一种描述和解释。如此，我们其实扮演了全知上主的角色。
或许你曾听过一些信徒说过类似的话：「这岂不是上主在历史中的作为？」、「上主是历史的主宰！」。「有人问我『邢院长，你是读历史的，是否会比其他人更能发现到上主的心意、个人更加「属灵」？』」邢院长说。
「身为基督徒，我相信上主掌管历史。但这是一个认信；身为研习历史的人，我绝不会说自己在历史中，这样那样看到上主的计划或具体心意。」邢院长说出这话时，显得非常小心。
「过往不少人尝试把一些历史事件，解说为上主的工作。例如为什么中国民族在历史上承受那么多苦难？他们认为是因中国人拒绝上主；又有人说：为什么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于文化大革命后那么快速？因这是上主心意，他要借文化大革命，叫中国人见到人的丑陋、罪性；然后令他们醒悟、知罪，回转归向上主。」邢院长继续，「西方国家方面，昔日一些传教士认为，上主是借着不公义的战争，达到神圣的目的——打开向中国宣教的大门。」
「我们总倾向很快用上主之名解读历史、为某些历史事件赋予意义、视为上主的心意。然而，我们少有认真去想：这样做，会否妄称了上主的名？」邢院长说。「我访问过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种种不幸的老人家，他们问：『上主是否放弃了我们？』那刻，我不知应如何回答。」他继续，「很多事情，我真的不知为何发生。那些曾发生的就是上主容许，上主容许就是上主心意等类似的说法和逻辑，是极之荒谬的（即等于凡存在就是合理）。若是这样，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为何要读历史呢？每次上堂时背一次《使徒信经》或《尼西亚信经》，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都归算为上主的计划就是了，根本不用对历史抽丝剥茧、细心研究。」
「研读历史，的确会遇到很多很大的张力，会发现许多人性的黑暗、一些自己一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看法会被颠覆。」邢院长说。历史的三个音调，会不断在一个读历史的人内心萦绕盘旋：哪些是客观的事件？哪些是被很多人忽略或扭曲了的经验？哪些是神话，一直蒙骗了很多人，包括自己？
读历史，或许就是一趟灵修的旅程——研习的过程，使我们内心酝酿上主掌管世界和历史的认信。然而，这过程也赋予我们一份对上主的敬虔，就是说，上主那神秘的面纱、他那具体的心意和计划，身为受造物的我们，终究不能掌握和测透。
（本文转载自何兆斌所着《神漂：本地神学札记10 堂课》一书中〈第2 课：历史&敍事理解﹝授课：邢福增院长﹞〉。文章经编辑删节。感谢德慧文化出版社同意授予刊登版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