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佔領香港第十天，即 1942 年初，我誕生了。當時香港很亂，治安極差，生活艱難。母親決定帶着家人和尚在襁褓中的我，回鄉逃避戰亂。日治時期，各地兵荒馬亂。祖母與母親禱告，祈求上主保守幼兒可平安回鄉，遂為我命名「保歸」。戰火中，千辛萬苦，卒能返抵家鄉。媽媽回憶說，當時我安靜地睡在其背上，沒有受驚，似毫無受過逃難之苦。眾人皆云，這眞是神祝福庇蔭的孩子！
在故鄉得聽母親的詩歌
長大後，我喜愛聖樂、欣賞聖詩。因我有一位愛主的母親，經常禱告、讀經，更時常頌唱聖詩。她的歌聲清澈，唱詩投入、專注，加上對神的虔敬和順服，令我們兄弟姊妹十分感動。每當遇上困難，媽媽便召集子女圍坐身邊，先向天父禱告，然後拿起聖詩集，隨意翻開其中一首，把歌詞朗讀一遍給我們聆聽，從歌詞中支取力量和支持，再和我們一起唱這詩歌。先母藉聖詩勉勵自己，也訓勉子女對上主的信賴、崇敬、順服和交託，至今仍歷歷在目。
我自小由母親帶領信主。她既耕田養活一家，又要照顧家務，雖然忙碌，在教會仍勤於事奉，樂於奉獻，也鼓勵我們兄弟姊妹上主日學和參與事奉。在節日或有需要的晚上，全家坐在客廳舉行家庭讀經和祈禱會，有時邀請牧師或傳道人來協助主持。媽媽事主的認真態度，令我畢生難忘。
故鄉是在珠江三角洲南部一條小村落。那裏有一間福音堂，聚會人數不多，但有一位很好的主日學老師「勤哥」。他帶領唱詩和講解聖經故事，生動有力；引導小朋友藉聖經故事認識主耶穌，也使小孩們欣賞到聖詩的生命力。母親生病時，勤哥到我家探望，還跪在媽媽床前禱告求主耶穌醫治。母親、牧師和勤哥的虔誠教導，及他們萬事都依靠神的態度，為我們樹立了良好榜樣。
在山岡樂唱頌讚的詩歌
在故鄉，每年復活節清晨都會舉行「聯合晨曦崇拜」。各禮拜堂的信徒，因來自不同地區的村落，所以崇拜每年都在不同的山岡上舉行。復活節那天，母親帶着我們摸黑步行到指定的山岡。待曙光初現，牧師便祈禱，然後帶領我們一同頌唱基督復活歌。一唱百和，氣勢磅礡，歌聲感人，傳遍山野。面對逐漸光明，生氣勃勃的大自然，彷彿見證着救主復活的情景。這種在大自然懷抱中，齊聲歌頌神的氣氛，感染力十分大。山上的敬拜，對我內心衝擊十分深遠。
五十年代初，政治氣候突變。禮拜堂停止了聚會，我們改去較北的一間教堂。本來只需半小時的步程變為一小時。路途雖遠，惟沿途得見大自然的美麗景色，以及農夫辛勤勞動的景象，都給我們許多學習和反省機會。
教堂有一位頗有歌唱恩賜的大哥哥，在城裏讀書；每逢假期便返教會，常被邀上台獻唱聖詩。大約在 1951 年，這位大哥哥上台獻唱，忽然對會眾說︰「我今日想介紹一首蘇聯歌曲。」當時年幼，不懂那首是否聖詩；但清楚記得，聽完蘇聯歌曲後數月，解放軍便操入故鄉；鄉間的禮拜堂，一間接一間關閉了。兩位在城裏念書和工作的兄長，逐漸與信仰疏離，不再涉足禮拜堂的聚會。
我們在 1954 年遷往廣州，曾隨母親去當地教會聚會三四次。不知為何，後來完全停止了崇拜，溫馨的家庭崇拜亦早已消失，母親只有默默地私下和神相交，我也慢慢與基督教絕緣。由於政治環境改變，社會認為宗教是「麻痺羣眾」，所以大部分成年人和青年人漸漸離開教會；即使想留下，也沒有教會可參與，因當時政策是要求各教會停辦。年少的我，在此洪流下，也離開了上帝！
在香港重尋久違的詩歌
兩年後，媽媽攜同我一起遷往香港。共產黨的思想常縈繞我的腦海，如〈國際歌〉的歌詞說：「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所以即使年紀輕輕，卻經常與大人爭辯無神論。
感恩神的保守，我考入旺角一間星期六聚會的教會學校。一天，在校園玩耍時，忽然一陣悅耳的歌聲由禮拜堂飄來，我好像發現了一件久已失去的珍寶，循着歌聲去看個究竟；原來是學生詩班正在練詩。我還清楚記得，那時的聖詩是〈榮耀歸於真神〉。美好的旋律、虔敬的讚美和詩班員認真的事奉態度，這種久違了多年的崇拜經驗，頓然湧現眼前。當時的我內心非常激動，好像久渴的鹿遇見溪水；更似浪子回頭重見家人一樣，挑起我強烈的歸家念頭，要重新返回主的羊欄！原來主耶穌的愛及昔日教會的溫暖，已深印在我幼小的心靈上，雖離開教會數年，也不能磨滅。我央求媽媽替我找一家禮拜堂參加崇拜。母親很快便在九龍旺角，尋回抗戰前祖父母和爸媽一同參加過聚會的禮拜堂——望覺堂，便帶我一起參加崇拜。
保歸！保歸！原來上主早有計劃，安排了望覺堂是我屬靈的家！上帝奇妙作為，是我們猜度不到的！感謝主，稱謝衪的美名！
我在 1958 年聖靈降臨節那天行堅信禮加入教會，並參加了教會的詩班和青年部。教會成了我的第二個家庭，每主日聚集，敬拜和事奉。在這裏認識了我的太太，兒女也在教會中成長。六十載了，在其中找到愛、平安和喜樂，因有主耶穌住在我們心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