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說：為甚麼先前的日子強過現今的日子呢？你這樣問不是出於智慧。」（傳七10，《和修版》）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於上年三月公布「
2024 香港教會普查」，結果不叫人意外。由參與堂會的實體崇拜人數大減，到年齡斷層、事奉人數不足或未能委身、同工和領袖短缺等數據
1皆引起不少議論。如此形勢下，教會該如何重新尋找其身分與使命？請容我作一大膽假設：也許更多信徒擔憂的只是教會的興旺甚至生存問題。然而，翻查
2009 年的普查報告就會發現當年全港教會的崇拜人數雖然上升近三分之一，卻有不少堂會表示事奉人手和領袖匱乏。
2教會表面的興衰似乎無助擺脫其靈性窘局。
3那麼，香港教會的真正問題與挑戰是甚麼？
宗教改革的興起：對教會本質的執着
作為基督新教教徒，要釐清信徒及教會身分與使命，追溯古典宗教改革運動應是理想的切入點。基督教教徒雖是中世紀歐洲人口的主流，馬丁路德卻從當時羅馬天主教的種種弊端日漸體會教會偏離了蒙召的本質，他沒有系統地疏理自己的教會觀，
4但顯然認定真教會的標記（
marks）為「在聖道和聖禮中宣揚福音」。
5
隨着歷史發展，信義宗與羅馬教廷的關係漸趨緊張，前者於是在《奧斯堡信條》（
1530）提出真教會的闡釋，呈現她如何看待教會的本質：教會為聖徒的結合，在這個結合中，福音教導與聖禮施行都得正當（第七條）。
加爾文是另一個顯著例子。其經典《基督教要義》（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從第一版（
1536）到最終版（
1559）都十分重視教會論，
6恰好反映了早期改教家均十分重視何謂真教會（
true church）的議題。也就是說，並不是一個羣體自稱為「教會」，就必然是真正的教會；反之，真教會必須有相符的本質。
進一步的宗教改革：對靈性更新與信仰實踐的尋索
後來信義宗與改革宗內部竟然有人主張「新教教會需要再改革」，甚至有學者認為那個時代的歐洲新教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虔誠危機（德語：
Frömmigkeitskrise）。為甚麼會這樣呢？
先說改革宗。加爾文主義在十六世紀中葉開始影響低地地區（即今日的荷蘭、比利時一帶），
7加上荷蘭共和國在
1581 年獨立於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改革宗得以與政府建立密切關係，從而在社會中享有特權。當時已有教會領袖關注到信徒能否在公共和個人生活中實踐虔誠。
8及至十七世紀初，威廉．泰林克牧師（
Willem Teellinck）提出
正統教義和正統實踐乃一銀兩面，
9更明確反映了當時進一步的改革運動（荷蘭語：
Nadere Reformatie）之重心所在。
再說同期在德意志地區（尤其在北部）逐漸鞏固政教合一體系的信義宗。
10《協同書》（
1580）面世，加深了信義宗的自我身分認同。然而，教會大力以系統性方式維護信仰思想的純潔時，卻忽視了信徒的內在靈性與成聖生活。因此信義宗神學家阿恩德（
Johann Arndt）在其著作《真基督教》（
True Christianity）提出
信徒的生活改革乃真正完成教義改革的一環。
11雖然他被當局打壓，其思想促成了聚焦虔誠生活實踐的敬虔主義（
Pietism）在十七世紀中葉興起。
較宏觀之宗教改革史觀對今日香港教會的啟迪
若我們以宏觀眼光理解古典宗教改革運動，會發現至少兩個不可或缺的要點：關切甚麼是教會的本質，以及關注基督徒能否在生活中切實展現信仰。這些對今日置身時代急流下的香港教會有何意義？
假如改革運動的出現源於對信仰及教會本質的執着，我們就必須撫心自問：今日教會面對內外壓力時，是傾向省察對教會本質的理解，還是以市場學角度找「解方」？今日信徒若不看重教會作為「被神召聚
12之羣體」的意涵，
用心檢視自己的聚集有否忠於真教會的本質，反而埋首「人不夠、錢不足」等討論，便是值得警惕的現象。重整眼光，不要只短視地計算現實，此其一。
其二，重整步伐，致力保持理性探究與靈性成長的平衡。在不定的政經局勢下探索教會的本質固然重要，可是單單沉醉於神學思考並不足夠。
扎實的教義和神學探討不可能與生活實踐切割。香港的神學資源算是相當豐富，近年更不乏神學課程、信仰講座等，然而是否真的有助人們真實經驗上主、活潑地實踐敬虔？這亦是值得省察的課題。不要忘記，我們的先賢也曾經失腳。
歸根究底，當香港教會享有的權利和角色在時代中有所轉變，我們是回望昔日所謂的「輝煌歲月」，繼而追逐世界賦予的成功標準，還是願意開放自己，被神攪動我們的生命？神已經站在門外叩門（參啟三
20），若我們不願開門，又如何談重整教會呢？
（作者是八十後教會同工，2023 年
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組成員）
註釋：
-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4 香港教會普查簡報》（香港：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25），頁 15-16、55-56。
-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前總幹事胡志偉牧師曾於《時代論壇》第 1576 期（2017 年 11 月 12 日）回顧指：「2009 年可以說是一個重要分水嶺……香港教會如同『盛世』，各類事工有蓬勃的成長。那段時期，不少堂會與機構受『好大喜功』文化影響，成為『超大堂會』等同亮麗業績的說明。」
- 梁國全：〈離堂情況對香港教會的挑戰〉《山道期刊》卷 28 第 2 期（2025 年 12 月），頁 91；另參註 2。
- Dorothea Wendebourg, “The Church in the Magisterial Reformer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clesiology (New York: Oxfored University, 2018), 218.
- Wendebourg, “The Church in the Magisterial Reformers,” 225.
- Veli‑Matti Kärkkäinen, An Introduction to Ecclesiology: Historical, Global, and Interreligious Perspectives, 2nd edtion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rsity, 2021), 57.
- Jonathan Israel, “The Early Dutch Reformation, 1519-1565,”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95), 101-105.
- Fred van Lieburg, “Dynamics of Dutch Calvinism: Early Modern Programs for Further Reformation,” in Gijsbert van den Brink & Harro Höpfl eds., Calvinism and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Mind (Leiden & London; Brill, 2014), 50-51.
- Fred van Lieburg, “Dynamics of Dutch Calvinism: Early Modern Programs for Further Reformation,”, 48.
- Eric W. Gritsch, A History of Lutheranism (Minneapolis, Minnesota: Fortress, 2002), 182.
- Johann Arndt, True Christianity, trans. Peter Erb (New York: Paulist, 1979), xiii.
- 希臘文 έκκλησία 在新約聖經中可解作「被神呼召聚集的羣體」，或譯作「教會」。
